第 1 章 大公无私（第7/11页）

马歇尔将军反对晋升是有理由的。他担心这件事会破坏他对国会和人民的影响力，因为这像他在追逐私利。无私是他风格的一部分，对他的领导力也很重要。这次晋升将会干扰他完成赢得战争这一首要任务。史汀生谈到有关马歇尔对晋升的立场时说：“马歇尔无私的行为很伟大……”

因为马歇尔的反对，史汀生当天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里面写着：“我已和马歇尔讨论过这件事，就他的考量而言，他的晋升是弊多于利，尤其是关于他和国会的关系及美国人民的反应。他对这件事的立场非常强硬，原则上，我也倾向同意他的意见。”几天之后，史汀生和罗斯福总统商讨这件事，最后他们决定取消晋升。稍后这件事又被再度提起，国会和总统决定不顾马歇尔的反对，在战后授予他五星上将的军衔。

1942 年 1 月，史汀生部长和马歇尔将军面临最大的难题之一，是挑选一位派往中国的美国将领。这是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在日本的猛烈攻击下，中国已节节败退。美国将领的责任严峻，因为他要能指挥中国和美国部队，而且必须与中国腐败的官僚政治体系打交道。第一个列入考虑的人选是休·德鲁姆（Hugh Drum）中将。但是史汀生写道，德鲁姆“认为我派他到中国的任务不够大，对他是大材小用了”。

史汀生部长当晚和马歇尔将军讨论德鲁姆中将的职务。第二天，事情发展到一个高潮。史汀生写道：“整个下午都在处理讨厌的德鲁姆事件……我收到一封德鲁姆的信，他显然为自己不情愿到中国任职而造成的影响感到惶恐，因而在信中告诉我，他愿意接受我派他做的任何事情。”

史汀生把这封信拿给马歇尔，他看过后更加认定德鲁姆中将的“不适任，也更加认定他只是在努力保护自己免予受到拒绝赴任的批评”。

如果有军官让马歇尔感到他急切地想找到一份适合个人喜好的职务时，这人就会遭殃。“威廉·哈斯凯尔（William N. Haskell）将军跑来看我，”史汀生于 1941 年年初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商讨他退休前这 8 个月的差事。我喜欢哈斯凯尔……但当我告诉马歇尔时，我发现哈斯凯尔为自己计划未来差事一事激怒了马歇尔”。马歇尔和史汀生关系非常好，但他不同意给哈斯凯尔特别的关照，尤其是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请求。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到 70 年代的空军历史中，有两个重要的时期，空军军官在争取空权与战备上都展现了无私与卓越的风格。关键的领导者有亨利·阿诺德将军、空军的首任参谋长卡尔·斯帕茨将军和 1974—1978 年担任空军参谋长并于 1978—1982 年接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大卫·C. 琼斯（David C. Jones）将军。这些人在 50 年间完全无私并愿意牺牲个人生涯来发展足以保护西方自由的空中力量。许多时候，他们做他们认为对发展空中力量有利的事，即使这样做有损其生涯发展。阿诺德和斯帕茨对 20 世纪 20 年代空军的发展非常重要。但若缺乏比利·米切尔（Billy Mitchell）对空军领导的无私贡献的记录，这段历史将不完整。

米切尔对航空的兴趣最早展现在他对操纵军事气球的分析上。作为一名长期身负陆军航空责任的通信兵，直到 1916 年秋天米切尔才自费开始飞行员的训练。1917 年 1 月战争部决定送他去欧洲担任航空观察员。这个机会及其所获得的经验扩展了米切尔的航空知识，使得潘兴将军将他晋升为上校，并让他在盟军远征军中担任战斗指挥职务。

潘兴认识到米切尔具有高超的作战以及战斗领导能力。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国航空部队指挥官。潘兴对他非常欣赏，并推荐他晋升准将。1918 年 12 月米切尔回到美国担任军事航空处处长（director of military aeronautics），但该部门在战后因为陆军重组而被解散。

米切尔在“一战”中获得的经验与成长，使他发展出了对空权的愿景。他看出航空在下一次战争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因而投入了在这个领域的准备。对米切尔而言，空战和地面战或海战一样重要，因此他坚信应该有独立的空军。

米切尔在“一战”后最被铭记的贡献是他坚持飞机具有击沉海军船舰的能力。为证明这一点，他不顾海军的恼怒，在 1921 年 7 月 22 日击沉了德国战舰“奥斯特弗里斯兰德号”（Ostfriesland），在 8 月击沉了一艘美国过时的战列舰“阿拉巴马号”（Alabama）。

战后，米切尔经常上头条新闻。不管是他的朋友或对手，都承认他对其目标的奉献以及专业能力。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他对空军重要性的看法，也只有十来个人具有他独特的愿景与热诚。战后，米切尔有许多高潮与低谷。这些最终累积到了一个摊牌时刻。

1925 年 9 月 5 日发生了一个事件，这是建立独立空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米切尔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这个记者招待会的影响永远不会被空军历史遗忘。我不会详述随后带出的军法审判，而只指出其主要议题，因为它们影响着空中力量——包含一个独立的空军及其领导者——的未来。

1925 年 9 月 1 日及 3 日发生了两起海军飞行员的悲剧。9 月 1 日，约翰·罗杰斯（John Rodgers）中校及其四位同僚在从旧金山飞往火奴鲁鲁的途中在太平洋上失踪。大量的公众报道将失事归因于顶风飞行造成的油料不足。当时驻扎在圣安东尼奥市（San Antonio）的米切尔在 9 月 2 日通过无线电台称罗杰斯等人为“烈士”（martyrs）。

9 月 3 日，当罗杰斯及其机组人员还未被找到时，“谢南多厄号”（Shenandoah）——一艘大型硬式飞艇——撞进了一个暴风，其指挥官及 14 名乘员都坠机而死。这一损失的悲伤因一个谣言而加剧，据说其指挥官因为天气恶劣而反对这次飞行，但被命令继续执行任务。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海军部长对此事显示出的漠不关心。他想降低两起悲剧的冲击，因此公开表示这是为了国家安全而牺牲空权的证明。这样冷酷无情的言论，无法被空权的拥护者及失去亲人的家属所接受。

这些悲剧使比利·米切尔无法再保持沉默。米切尔在 9 月 5 日于圣安东尼奥市召开记者招待会，引爆了几年来他和其上级间的一个争议。他指控这些“可怕的悲剧……是由战争部和海军部对国防无能、可耻的疏忽和背信的管理直接造成的”。

毋庸置疑，米切尔的行为要面临军法审判或记过。他的指控严重到不能被置之不理。认识他的人相信，他想以军法审判来赢得对他争取用先进且有远见的政策取代古老过时的空中政策的支持。他相信如果他能自军中退役，将更有机会推进航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