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章 憎恶“唯唯诺诺的人”： 具备挑战的风格（第8/10页）

1982 年 5 月 20 日，我在卡森堡已待了整整一年。那个在 10 个月以前就要把我的名字放上少将候选名单的人，把我叫进办公室。休达查克说：“坐下。”他是个香烟不断的老烟枪，当他交给我一份两页的文件时，香烟在他的手指上颤抖着。这是我的年度考绩表，我的前途就系于其上。我看完之后说：“这是你经过考虑以后的评语？”他点点头。我又说：“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这份考绩表可能会毀了我的前途。”休达查克抗议说：“不会的。”他保证不会有问题的。他明年还会给我打考绩表的。他又说：“明年的考绩表会给你打得好一点。”我无法相信，起身告退。

当晚，我头昏沉沉地上了床。这是我在陆军服役 24 年来，得到的最差的考绩评语。伯尼·罗杰斯（Bernie Rogers）在礼仪学校（charm school）就提醒过我，我们之中有一半人无法晋升为两颗星的少将。我现在知道我是属于哪一半了。在五角大楼将官管理办公室（General Officer Management Office），那些办理将官变动的年轻中校看到这份考绩表会想，这个一帆风顺的家伙，终于吃瘪了。鲍威尔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将军”（即在政治圈结交权贵而被晋升为将军）罢了，他无法承受野战部队的洗礼。“腼腆的”迈耶将军看了这份考绩表会摇摇头说，柯林·鲍威尔离开部队太久了。下一次晋升评审委员会看到我的考绩表是那么的差，会想一向完美无瑕的鲍威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晚我睡得很不好。

我和当时的陆军参谋长“腼腆的”迈耶将军谈论到年度考绩的事情。他告诉我，他听说了鲍威尔和休达查克之间的问题，而且设法将鲍威尔从该师调出，把他安置在一个两星少将的职位，这挽救了鲍威尔的前途。

鲍威尔和克林顿总统最初讨论的事情之一是有关军中同性恋的问题。鲍威尔说他对军中同性恋问题的看法和身兼三军统帅的总统的看法完全不同，所以当他和总统谈论这件事，“可能是他军旅生涯中最困难时刻之一”。

所有当局都说，总统就是想取消同性恋服役的禁令。你的看法是什么？我说：“我的看法同我给前任总统布什的看法一样。假如克林顿总统想取消同性恋服役的禁令，那么他将给我们一个命令去取消禁令。但是，假如他询问我的意见，那将得到与上周我给布什总统的相同的意见。”这样的回答，引起了很大反响，我被控为“不忠的将军”，特别是不忠于总统。你可以想象，当人们如此批评你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在那段时期，我受到了严厉的指责，后来我告诉人们：“瞧，假如总统当时决定改变一项政策，我会去执行。然而他并未取消禁令。他征询我的意见，我告诉他我的意见。如果，仅仅在两天之后我的意见就因为总统换了人而发生了改变，那才是最大的不忠。”

我问：“报纸传闻你威胁要辞职。你或是任何一位首长有这样做的吗？”鲍威尔回答说：

没有。有一些将军写信告诉我必须为此事辞职。但是我说不。我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考虑过辞职。因为我不是三军统帅，克林顿才是。我的启发来自于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于 1947 年或 1948 年时，极力主张反对承认以色列，然而却失败了。当杜鲁门总统准备承认以色列时，一些人也认为马歇尔会辞职。

我采访了沙里卡什维利将军，他在 1993—1997 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们谈到麦克阿瑟将军任陆军参谋长时，反对罗斯福总统的提议。沙里卡什维利将军说：“我没有像麦克阿瑟将军任陆军参谋长时的那种戏剧性时刻。另一方面，我想我们之中的每个人位居高层职务时，都有面对不同意高层政治领导人物意见的时候，甚至不同意总统的意见。那是一个人必须表明立场的时候。在我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 4 年间，所遇到的与高层意见不同的时候，从未像麦克阿瑟将军不同意罗斯福总统意见时那样的戏剧化，但是我遇到过相同的事，例如政府是否能提供足够的资源供军方使用。我记得第一次在国会作证，我提出军方的采购经费尚不足 200 亿美元，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大的骚动。

“也有很多时候在其他事情上有分歧，例如我们部署在波西尼亚部队的真正任务，或是对于特殊武器的管制提议。但每一个事件，当讨论在进行的过程中，你都可以感觉到对于国家和总统的责任，即使在压力下，你也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给出你最好的专业军事建议，而不是最受一般大众欢迎的建议。最后，总统总是很清楚地表示，他想要我提供最佳的判断，即使你的判断和其他顾问的意见不同，甚至与他自己的判断相左。反过来说，你必须确定你已经作好了事先的功课，而且你的建议是实际上你能给出的最好建议。毕竟，你的建议可能对国家来说必不可少，且国家的生存必须依赖你的建议。关于这一点，我为那些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与我一起工作的同仁感到骄傲，他们把那些经常会遇到的困难事情处理得那么好。他们也总是乐意去捍卫那些他们相信是对的事情。”

1978—1982 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空军上将大卫·琼斯，他提供了一个在他从事参谋长联席会议组织重整时，一位军官拒绝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的人”的例子。对琼斯将军而言，这次改革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军事组织的重大改变。这个变化，使我们前文提到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鲍威尔、沙里卡什维利，以及我们所有的军事机构均从中获益。

琼斯将军的例子要回到他军事生涯的早期。他告诉我：“我第一次接触参谋长联席会议，是担任柯蒂斯·李梅将军的副官时。李梅将军告诉我，作为副官的第一个责任是‘去学习’，几乎所有的会议他都带着我参加，甚至那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会议。联合参谋系统内的程序复杂而缓慢，与战略空军司令部内快速、高效的行动有着天壤之别。我的想法是有人应该对联合参谋系统作些变革，却从未想到有一天我会置身其中。”

琼斯将军短期的前往越南去了解一个从未被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即空权的误用，这使他十分关切联合参谋系统的功效，这个问题后来不仅是约翰逊总统要仔细研究的“目标清单”中的问题而已。数年之后，在 1974 年夏天，琼斯将军成为了空军参谋长，他说：“我觉得许多冗长的联席会议，对我的时间是一大干扰。我必须说让我坐在那边开会是一件烦人事。我是一个好军人，如果没出差我就会去开会，但是我的心不在那儿。我相信我的同事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对于如何去改变这个现况，我们尚无法取得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