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章 明哲导师：指导、建议、 忠告、教导与打开机会之门（第7/14页）
“考虑我曾经历过的职务和我所获得的表现机会，显然，我一直在被培养，虽然我从未意识到这点，直到他提到这件事，过去我从未这样想过。但我曾是参谋长的参谋主任，又担任了 4 年国防部长的参谋主任。然后我在军事空运司令部（Military Airlift Command，MAC）、物资空运司令部（Material Air Transport Command，MATS）、联合特遣部队任职，并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助理两年，最后去了越南。根据我在此地和联席会议主席工作所获得的经验，我十分了解华盛顿、国会山、五角大楼、国务院和国家安全会议的游戏规则。我曾和如今在政府高层的一些人士——如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一起投身于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
“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让杰克·里恩做了这件事。无论如何，我说：‘别那么说，那是愚蠢的。’然后，当我越南的任期结束后，我想去欧洲，因为我猜那时大卫·伯奇纳尔（David Burchinal）任期将到，而他离职后该职位将有空缺。我们那时在华盛顿有一个会议，杰克·里恩把我叫到一个角落，告诉我：‘你快要回来了，而且你将去系统司令部。’我回答：‘我一点也不了解系统司令部。’他说：‘那正是你要去那儿的原因。’”
我和里恩将军讨论布朗指挥系统司令部这件事。他解释说：“当乔治·布朗任空军第 7 军司令时，我常去拜访他，他在那里所做的一切，令我印象十分深刻。他是一个无微不至的人，他对情况有完全的掌握，他能够影响陆军的上层长官。他对使用武力的评估非常好，他能从岘港（Da Nang）和金兰湾（Cam Ranh Bay）将 F-4 战机装备撤出并运离越南，而未在越南军事空运司令部引起大的骚动。他捍卫他的坚定信仰而不致引起人们的反对。
“所以，当他在越南的任期结束，我们就把他拉回来，并派他去负责系统司令部，因为我认为系统司令部需要一个作战型的指挥官。我想注入一些新鲜血液并安排一位一流的人才到系统司令部是明智之举，当然，我也想到了我的接班人。布朗是符合逻辑的人选，同时我觉得让他去获得一些系统司令部的经验对他有帮助，因为武器采办是参谋长的重要业务之一。这个派职可使他学习对武器采办的看法，而且还能一直待在华盛顿这个区域。所以我告诉布朗，我会建议他成为我的接班人，时间大约在 1972 年秋天。”
挑选布朗任职系统司令部司令时的空军副部长是约翰·麦克卢卡斯（John Mclucas）。他告诉我：“我们同意布朗是下一任空军参谋长的适当人选，而系统司令部会提供给他这个工作的最佳背景。约翰·里恩将军在他被提名为空军参谋长之后，立即通知乔治·布朗他已被他选择为接任人选，虽然这是布朗被选为空军参谋长之前 4 年，但在这之前，布朗一直在被培养着。”
一个比较近期的“明哲导师”的例子是爱德华·迈耶将军。他的明哲导师特别有趣，因为 1979 年他从 57 名比他资深的将军中跃升为陆军参谋长时，他只是一名中将。他 1951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
当迈耶是少校时，他被派至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工作，任期是 1961—1963 年。他向我讲述了这次经历。
我要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吉姆·莫尔（Jim Moore）将军，那时他是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长，我是他的副官和参谋主任助理。你如何到达此地的故事变得重要，也与我如何得到这个作为他副官的工作有关，这也会回到对人们如何出人头地有很大影响力的亲友关系。我的一位同学，卢·迈克尔（Lou Michael），已做了几年他的副官。然后我到了法国，住在奥尔良（Orleans），而且在通信区人事部门（G-1）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一个我喜欢的工作。当我在家时，我有机会去打高尔夫球，我们喜欢那里，在那儿我们也有好朋友。
大约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说：“莫尔将军正在找一位副官，你想去吗？”我回答：“让我和卡罗尔（Carol）谈一谈，我再回电话。”我当时正在奥伯阿默高（Oberammergau）的一所学校，而我说：“放弃吧，我不想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工作，我想留在这里并享受我正在做的事情。”我和我工作的上司、同事都处得很好。
我接到了卢·迈克尔的电话：“你的决定如何？”我说：“我决定不去了。”就在我说这句话时，他说：“等一等。”然后奎恩（Quinn）将军——他曾经是我在 101 空降师战斗群的指挥官，现在直接为莫尔将军工作——接过电话说：“你赶快过来，你需要到这儿来，对你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我勉强回答：“是的，长官。”
这强调了一个事实，就是生命一点也不简单。永远有一些你曾经在其麾下工作的人牵涉其中，因此，他们对你有所评价——好或坏——并想让你去另一个职务。
迈耶为莫尔将军工作，担任他的副官和参谋主任助理，为期两年。在这段时期，他学习到在陆军从没接触过的参谋工作和国际运作。两年来，他直接接触每一件参谋工作，因为他们答应让他去做通常不会由一个年轻少校去做的挑战性工作。他跟随莫尔将军旅行，因此他获得了在讨论会时参与讨论的机会，在会中，他的长官与国家元首和其他军队首长讨论。此外，基于个人身份他可以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指挥官劳里斯·诺斯塔德（Lauris Norstad）交涉。迈耶告诉我：“莫尔将军的主要功用在提供给我一个机会，当我把事弄糟时给我指导——因为我也会犯错，把事情搞砸——以身作则的教导我。我们以一对一的方式，就他和我意见不一致的问题进行广泛地讨论。他知道，他获得了一些没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的观念，向年轻的生手谈论国际问题是有趣的事。”
经过他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迈耶和另外两名军官有了来往，在退休前他们两人也都晋升到了中将。迈耶说：“查理·科科伦（Charlie Corcoran）与伍迪·伍德沃（Woodie Woodward）两人都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工作。科科伦从事核武器事务，伍德沃则从事部队发展事务，两人都是卓越的执行官，但当我回到美国时，他们已经在陆军参谋长哈罗德·约翰逊将军的办公室工作了。”
迈耶回想这个机会：“我想当你提到良师教导，你必须想到这些人。他们花时间提供指导，花时间去教导，当你需要建议时，花时间让你咨询——不只会鼓励，也会训斥。他们扮演了“开门”的重要角色。例如，我去三军参谋学院受训，当我毕业后，两位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为莫尔将军工作的军官，引领我到‘协调参谋和分析小组’（Coordination Staff and Analysis Group）组长办公室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