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时代的内战（第6/8页）

在这些所有的冲突中，独立——从瓦特尔所积极支持的意义上来说，即争取不受外界力量干预的自治——其实只是解决帝国危机的诸多方法中的一种。在多数情况下，它不是第一选择，但经常是最后一种选择。美国殖民地人民选择了它，从南到北，他们为了主权而斗争。在北半球的数个国家，它们从帝国到独立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如墨西哥和巴西，是从帝国到另一个帝国）的转变中，从没有顺利而不受阻碍。一部分原因是，主权的法律和政治来源是广泛多样的。与其说主权是司法确定性的来源，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激烈争论点，因为在北美殖民地，帝国，而非国家，才是共同体的形态，正是在这个共同体中，爆发了所谓的“革命时代”的内战。与罗马所发生的一样，正是在内部分裂与瓦解之时，政治共同体的界限和同盟之间的争议，变得格外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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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绝佳的例子，可以展现革命与内战互相隐含的特点，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一场带有内战的革命。历史学家们精确地将法国发生的现代革命的具体年份定为1789年。这是因为，他们解释道，“革命的概念被革命化了”。它的创新之处在于，这一年“法国人想到了一条激进的与过去决裂之路，通过人们有意识的行动，一个全新的时刻开启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和转变，将会无限地影响未来”。[49]在1789年以前，革命通常被视为无法避免的自然的杰作，就如预先设定好的星象运行周期，又如永恒且不断会发生的人类行为。[50]在霍布斯关于英国内战的谈话中，有一个形象，是个大怪物，它很精辟地总结了1649—1660年英国的大事件：“我观察到这场革命有一个圆形的轨迹，最高权力从上一代国王（查理一世）到他的儿子（查理二世），传到两个篡位夺权的父子（奥利弗·克伦威尔和理查德·克伦威尔）手上。”这是一场反复的革命，而不是颠覆的革命。[51]

自1789年之后，革命由复数变成了单数。革命由之前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且不受人们控制的，变成了自觉的、有计划的和可以重复发生的行为。革命从偶然事件变成了人类的有意为之。在共同的大胆想象中，革命不可逆转地变得政治化，主要包括（并不限于）权力和主权分配的根本变化。在1789年之后几年中，革命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权威，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暴力就是合法的。将这些特点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1789年写成的现代政治蓝本”。这份蓝本被设计出来，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内战退出历史中心舞台，而让新的演员粉墨登场。[52]

这些元素一起赋予了革命一个新的内涵，即革命是一个可以重新塑造世界的过程。罗马历史叙述中把内战作为冲动的、反复发生的事件。与之对比，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观念，反映了18世纪晚期一个更大的新思想运动，这场运动带领革命远离重复发生的历史预期。[53] “每一场革命，”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写道，“特别是法国大革命，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是历史的新起点。”按照这种逻辑，每一场革命的独特性都说明了它的普遍性，这是一个悖论。[54]

自1789年革命篇章的奏响，现代革命在世界舞台上开始不断上演。后来的革命都会根据其具体目标而做出一些改变，每一次登场都加入了自己的特色。它们的演绎，总会借鉴前一次革命的台词、动作、象征和戏服。这种借鉴往往会限制演员们的表现，就如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中的经典评论：“这样路德（Luther）戴上了圣保罗（Apostle Paul）的面具，1789—1841年的大革命也把自己装扮成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进行拙劣的模仿，而1789年则是继承了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55]但他们还是一贯地为其努力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每次试图抛弃旧的传统，都会产生一个新的传统。如此，自1789年往后，一个有意识地不断积累的革命素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红线。[3]

因为革命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名声，在任何革命的中心寻找内战的踪迹，似乎完全是“反革命”的。革命的反对者通常通过批评它的暴力性和破坏性，以此否认革命的合法性。但是任何试图推翻现有社会和经济秩序的行为都会有暴力，关于这点，没有什么变革可以使之合理化。因为如今内战被赋予了退步的含义，把它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似乎会弱化革命的解放意义和开启新未来的潜力。但是没有传统就不可能有创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即使是1789年最初的那些革命者，也将目光投向了罗马时期。之后的革命则是从1789年的革命中寻找灵感。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像美国的革命那样，是一个分裂脱离的过程。它也不是一个关于继承权的争夺，因为对波旁家族继承法国国王之位并不存在任何异议——有异议的是，合法统治权是应该在一个皇帝的手中，还是在国家的手中。那么，根据瓦特尔的定义，这可以说是一场超分裂主义内战吗？巴士底狱被攻破之后，法国在某个时刻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两个国家，彼此是在争夺最高领导权吗？当时，有一位持赞同此观点的学者，他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这位出生于爱尔兰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以他的政治评论和在英国议会的演说而闻名。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但是他和托马斯·潘恩一样，支持美国独立运动。他也同样支持其他受压迫人们的反抗事业，比如爱尔兰和印度。然而在英国议会就法国革命的进程和后果进行辩论的时候，他却成了一个持怀疑态度的预言家和非常激进的反对者。

伯克不仅同意潘恩的看法，认同美国革命的内在正义性，而且也认同他关于英国“光荣革命”是一场内战的看法。在《常识》一书中，潘恩提醒他的殖民主义读者，君主制内在隐含着战争倾向，他甚至长篇大论地讲述自1066年以来的内战，包括“光荣革命”在内，希望能让那些对英国帝制自鸣得意的读者清醒过来。但是，伯克对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的描述角度，则是维护君主制以及皇室执政的合法性，甚至还包括皇室成员的生命不应该被革命所剥夺。在他的《反思法国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中，他尖酸地写道：“废除国王的庆典”——

即使有也很少是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就是一场战争，而且不符合宪法。法律在武力中不能发声，当无法继续维护和平时，法庭与和平一同倒下。1688年的革命是通过一场正义的战争得来的，在所有的战争里，尤其是在内战中，这是唯一正义的战争。只有对于将战争视为必要的人们，战争才是正义的（Justa bella quibus necessaria）。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