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10/17页）

盟军方面的广播毫无道理：他们不断指名道姓，报道他们认为参与密谋的人士，很多人根本还没被政府通缉。

我以前常警告亚当·特罗特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他总希望盟军会支持“正派”的德国，我却一直强调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只想摧毁德国，不管是什么样的德国，绝不会费心思去区分“好”德国人与“坏”德国人。

当时盟军的广播记录现在已极难取得，不过那些报道的确导致许多本来可能幸存的人遭到杀身之祸。所有负责或参与战时英方对德国广播的节目策划人，一致宣称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然而盟军做了这些广播却是不争的事实。彼得·比伦贝格的妻子克丽丝特贝尔在其出版的《逝去的自我》中写道：“没有人表示支持……丘吉尔志得意满地旁观‘德国人自相残杀’；埃恩斯军中广播电台得意扬扬的组员，过去向来扮演丑角，现在却成了恶作剧的童子军，大为开心地落井下石，把所有他们能想到与所谓‘和谈密谋’有关的人全扯进来……”唯一曾经提起过这类广播的人是巴尔福，他在《1939—1945年间之战时宣传》（Propaganda in War：1939-1945，Routledge&Kegan Paul，1970）一书中写道：“加来军中广播电台除了助长关于涉案人士的谣言之外，亦促成纳粹党与德军之间的猜忌，成果有目共睹……”埃恩斯与加来广播电台都利用曾经由德方控制的频道，对德国播出“黑色”即打击士气的宣传广播，由伦敦情报司负责运作。

除了类似菲尔比在其著作《我的秘密战争》（My Secret War，Granada Publishing，1969）中所告白的，英国情报局恶意使许多反纳粹人士和平试探的努力成为泡影的幕后操作之外，反纳粹人士本身对这些具毁灭性的广播也难辞其咎，他们为了博取盟军的支援，夸大支持密谋的人数及官阶。

盟军对德国反纳粹活动的暧昧态度，在“七月密谋”事件发生前便令许多密谋者大失所望，兵变失败后这种态度亦无改变。虽然密谋失败，但由苏联赞助的“解放德国委员会”早在7月23日便公开向德国军队及平民大众呼吁支援反纳粹活动；英方却一直不表示支持。并且BBC接获指示，刻意不把该事件诠释成一场内战的发轫，只强调它再度证实了德国将领面对不可避免的失败，已无心恋战的事实。当布拉肯向丘吉尔报告“七月密谋”的消息时，后者只说：“德国人自相残杀得愈厉害，愈好！”

8月9日，星期三

保罗·梅特涅收到艾伯特·埃尔茨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埃尔茨刚去过柏林，只停留数小时。“亲爱的保罗，我现在柏林，感到十分绝望。多么大的悲剧！多么混乱！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已化成灰烬！你对有人企图暗杀元首做何感想？感谢上帝，我们伟大的领袖又再一次获得神佑！艾伯特上。”

8月11日，星期五

报纸登出“人民法庭”对第一批被告初审及交叉讯问证人的细节。发布的答辩似乎全属捏造，俨然是“斯大林摆样子公审”的再版。有时候根本词不达意，令密谋者在国人眼前显得荒唐无稽。庭上的法官是个名叫弗赖斯勒的家伙，是只典型的犬儒猪。历史会永远记得他！

所有被告一律被判绞刑。冯·哈泽将军和他的家人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尤其是母亲，常去看他们。他们甚至来过这里。约克伯爵是亚当·特罗特的密友，他的兄弟姐妹已全遭到逮捕，只有已故冯·毛奇大使的遗孀例外。

弗赖斯勒博士（1893—1945）曾是共产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战俘身份在西伯利亚接受思想改造），参与了1942年1月20日所举行、决定德国占领下欧洲之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万湖会议。1942年8月，他奉派担任“人民法庭”主席，该法庭在摄影机前审判所有反对第三帝国的罪犯，在被告无上诉权的情况下，做出最后判决。

审判的基本原则由希特勒亲自制定：“最重要的是，绝不能给他们时间发表冗长的演说；这点由弗赖斯勒负责。他便是我们的维辛斯基！”——指的是“斯大林莫斯科摆样子公审”的主要检察官。为了让被告在经过挑选的观众前出丑，不准他们打领带或佩戴吊裤带及皮带，弗赖斯勒因此可以不时嘲讽他们必须抓紧裤腰的窘态。

弗赖斯勒并适时打暗号，指示启动摄影机，然后开始高声谩骂污辱被告，讨好观众——尤其是讨好希特勒，因为胶片一洗出来，便会立刻送去给元首欣赏。技术人员常抱怨他的狂吼令影片声带模糊不清，但他并不理会。就连一手制定许多第三帝国最残酷法令的司法部部长提拉克博士（在盟军占领德国之后自杀），都为他用词下流的辱骂讥嘲感到震惊，曾对博尔曼抱怨弗赖斯勒的表现“值得商榷，且有损如此重要场合的尊严”。本来戈培尔打算利用每周新闻短片播出时段，播放这些影片，但第一次试放，便令经过挑选的纳粹党观众大倒胃口，于是作罢。最后只有一卷拷贝幸存：30多年后在民主德国发现，1979年7月由联邦德国电台播出，令当时的观众瞠目结舌。

8月12日，星期六

玛莉亚·格斯多夫来信，语气模棱两可，显然不能放心多说……“一切都令人悲伤沮丧……”我希望她指的是第一次审判，不过仍然觉得忐忑不安。

安托瓦内特·克罗伊和她丈夫开车从卡尔斯巴德来这里，告诉我们巴黎的最新消息。她常和乔吉见面；他主动提出要从反抗军那里弄一张假身份证，好让她取消婚礼，留在法国，直到战争结束。他甚至带着那张证件赶去车站，希望她在离开前的最后一秒改变主意。

8月18日，星期五

我们在湖里裸泳。大家在这里的生活看似悠闲惬意，其实内心的焦虑仿佛套在头上的铁箍，愈箍愈紧，我的病假想必对我的健康有益，但再过三天就将结束。怪的是，我竟感觉轻松无比，因为这里的平静生活反而令我无法忍受。有时候跟父母相处也很困难，因为他们完全不能体谅我，或许因为他们一无所知，又心生怀疑吧，所以总是替我担忧，逼我多说。但我没告诉他们什么，因此更令他们生气；恶性循环！

柏林　8月22日，星期二

一早抵达柏林，直接赶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她正在吃早餐。我问她最新情况，她惊讶地瞪着我说：“难道你不知道？亚当、海夫腾、海尔多夫、弗里茨·舒伦堡和其他很多人都被判死刑，上个星期五已经吊死了！”我立刻打电话给罗玛莉·舍恩贝格，她却什么都不肯讲，只说马上赶过来。玛莉亚说罗玛莉现在集中心力，想查出老舒伦堡伯爵的下落，因为他昨晚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