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8/17页）

虽然，罗玛莉有时候狂热得近乎危险，但我的确佩服她的勇气和机智。

保罗到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吃过点心后，坚持要去波茨坦一趟，让梅勒妮和戈特弗里德知道朋友们一定会支持到底。我们很晚才抵达，只有奥托和罗玛莉在家。我们坐了一个小时左右，才搭最后一班火车回城。一路上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好几次趁火车进站走到月台上呕吐，保罗极有耐性地陪在旁边。或许是我的身体终于开始对这几天紧张的情绪起了反应。

保罗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他一如往常，沉静且讲求实际。他说得没错，现在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结局，我们爱莫能助。兵变既然失败，所有涉案的人当然必须付出代价。这样反而给了纳粹一个大好机会，除去他们向来最痛恨又畏惧的人。

保罗现在总是随身带根手杖，那是他祖先梅特涅首相留下来的遗物。但保罗并不习惯用手杖，所以时常被绊倒。那根手杖看起来很轻，外面包着一层木质，其实是用铁做的，非常沉重，若掉到地上，就跟发射手枪一样响。我第一次听到时吓得跳了起来。保罗说若必要，他会用它。

另外一名参与密谋的关键人物崔斯考少将在兵变失败后自杀。死前留言：“我们都没有权利抱怨，无论是谁，参与了反抗活动就等于已破釜沉舟。然而一个男人真正的价值，正决定于他是否随时准备为自己的信仰牺牲。”

8月1日，星期二

保罗·梅特涅今早离开。现在他已知道一切，催促我赶快请医生建议的病假，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家人相聚。由于听说初次审判要等到三个星期后才开庭，我决定听他的话。

奥托·俾斯麦来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午餐，他已用尽各种办法想帮助戈特弗里德，但直到目前为止，他和梅勒妮还没见到任何一位在台上的人。他们通过盖世太保送食物进去，却不知道他拿到了没有。亚历克斯·韦特送了一个皮箱进去给亚当·特罗特，我们也不知道结果如何。

晚上我和珀西·弗雷在废墟见面，讨论各种逃亡的可能。罗玛莉·舍恩贝格一直想说服珀西替那些成功逃脱的人弄到瑞士签证。梅勒妮的姐姐，爱丽丝·霍约斯也从维也纳赶来，帮忙打听他们到底被关在哪个监狱里。

然后珀西载我去万湖。墨索里尼的大使安富索邀请奥托和我去他那里晚餐。只有安富索和他的新婚太太在家；她是个漂亮的匈牙利女孩，名叫内丽·塔斯纳蒂，有点像塔蒂阿娜，不过是金发。

之前我没有机会问奥托是否打算提戈特弗里德的事，但很快便看出来他不打算谈。其实我有点惊讶，因为他和安富索算是很好的朋友；不过，安富索也是在墨索里尼垮台之后，少数还对他效忠的意大利大使；我尊敬他这一点。吃过晚餐后，我们坐着聊天。安富索一直谈论“炸弹事件”，因为那件事刚发生过后，他便陪同墨索里尼去拉斯滕堡做官方访问。他说那天晚上希特勒是唯一还保持镇静的人，其他的随从仍显得十分混乱。安富索开玩笑说，一开始他自己也如坐针毡，因为他怕刺客是支持巴多格里奥的意大利人，后来听说是德国人自己干的，才大松一口气。他不断讲俏皮话；奥托和我努力装着一副满不在乎甚至还觉得好笑的样子。

我们很早便告辞。奥托自己开车，叫他的司机坐后座，然后用英语问我最近有没有见到罗玛莉，因为梅勒妮今天晚上也在波茨坦被捕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去官邸逮捕她；当时她还住在那里，因为戈特弗里德仍是名义上的地方首长。他们搜了房子，不过没搜花园；感谢上帝！幸好罗玛莉已搬去阿德隆旅馆。奥托相信下一个被逮捕的亲属一定会是她，他要我陪他去阿德隆，如果警方已在那里等候，我可以通知他留在弗利德利斯鲁的太太安·玛莉。回到旅馆时已过午夜，奥托小心检查过前厅和信箱，然后问工作人员有没有人找他；一切似乎还好！我们约好明天早上10点由我打电话给他，如果听说他出去了，就等于出了状况。

8月2日，星期三

现在我也搬进阿德隆旅馆跟罗玛莉·舍恩贝格一起住。在昨天约定的时间打电话给奥托，一切平安。我同时跟塔蒂阿娜联络上，保罗·梅特涅已平安返回柯尼希斯瓦特，我告诉她我很快就会去。

今晚又发生空袭。我们因为太疲倦，懒得下楼，但后来突然听见两声巨响，这才赶紧穿上长裤和毛衣，冲到掩蔽壕内。所有客人似乎都在仓促间胡乱穿衣，平常总是衣着光鲜的卡拉扬此刻光着脚丫，披着一件风衣，毛发根根倒竖。

8月3日，星期四

罗玛莉·舍恩贝格现在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上的盖世太保总部。她说她找到了一位“联络人”；那人是希姆莱的高级副官，很多年以前跟她认识。她现在设法从他口中套出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和亚当·特罗特的情况。听他的口气一点都不乐观，他说：“那群猪一定会被砍头！”很懂得适时讨好别人的罗玛莉，故意天真地跟他辩论。她真正的目的是想查出监牢里有没有可以收买的守卫，同时也想设法见到党卫军中将沃尔夫。据说他是党卫军所有将军中较“温和”的一位，他曾赴意大利访问了几次，担任凯塞林元帅的副指挥官。另外一位洛伦兹中将，依据“他们”的标准，也算正派，素来负责重新安顿从东欧调回来的德国人；他也是亚历克斯·韦特妻子的叔叔，有两个很可爱的女儿，以前乔吉常跟她们玩在一起。据说他正尽力替亚当说情，不过已引起许多同僚不满。或许正因为他不像其他人这么坏，所以也没多大用处。罗玛莉勤于跑盖世太保总部，有一次竟在走廊里撞见亚当本人，他戴着手铐，显然正被带往审问室；他认得她，却毫无反应。她说他脸上的表情就像已经身在另一个世界似的。他们肯定都受到酷刑。

有一次罗玛莉还在楼梯上看见冯·哈塞尔大使。他身穿紧身夹克，手臂上绑着吊腕带。几天前她才和他吃过中餐，那时他的手臂好得很。意外相遇时，双方都不敢露出认识对方的迹象。

许多被逮捕的人的确遭到毒打及酷刑，最普遍的刑法为夹手指、用长钉刺腿，甚至用中世纪的“拷问台”（将犯人往两边拉）。但只有少数参与“七月密谋”的人招了供，令人钦佩折服；这也是为什么虽然紧跟着发生浴血肃清，但仍有许多人幸存；而且一直到大战结束，盖世太保仍然不知道全部真相的主要原因。

哈塞尔跟冯·德·舒伦堡伯爵一样，也出现在密谋者的名单上，是未来的外交部长人选之一。兵变失败后，他在柏林街头逛了好几天，后来返回办公室，沉着等待被捕。当时大部分逃亡的人都拒绝投奔朋友，怕连累别人；更有些人故意被逮捕，以拯救家人免遭“连坐法”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