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7/17页）

结果警备部队（该单位负责所有政府机关的守卫工作）里的一位指挥官雷默少校把他放了出来。行动之前，他们本来打算将雷默支开，海尔多夫曾经这么提议过，但军队里的密谋者却没有听从他的警告。其实雷默一开始似乎也有意加入，后来戈培尔召见了他，并且安排他直接和希特勒通电话。

吃过中餐后，戈特弗里德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开车来道别，他们将前往波美拉尼亚，希望一个星期后能够回来；他们又试着说服我一起去。这两个人处境都极危险，却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托尼·绍尔马已回他在西里西亚的家。所有好朋友都离城了，只有我还留在这里；但我必须留在柏林城内。

弗罗姆将军并没有因为在兵变当天临阵退缩而得到任何好处。隔天他遭到逮捕，被囚禁长达数月，受到各种酷刑，最后于1945年3月处决。

7月29日，星期六

亚当·特罗特的处境悬宕不决。很多人都做了努力，现在只能静观其变。我会想办法去普菲尔家过周末。

早上办公室的电话铃响，原来是罗玛莉·舍恩贝格。“你在哪里？”“阿德隆。我跟梅勒妮（俾斯麦）住在这里，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吃惊吧？是不是很棒？”这只代表一件事：戈特弗里德·俾斯麦还是被捕了！我说我会在午餐时间赶到。到了阿德隆旅馆后，看见戈特弗里德的长兄奥托，他昨夜刚从弗利德利斯鲁城堡赶来。他们正打算回波茨坦。梅勒妮虽然脸色惨白，却很镇定，决心不计任何代价也要把戈特弗里德救出来。她说她试着跟所有人联络，奥托则试图联络戈林。后来罗玛莉告诉我经过情形：昨天出城时，戈特弗里德的车子拋锚，他们转搭火车，先到赖因费尔特城堡，凌晨3点才刚吃完晚餐，三名盖世太保便走进来逮捕了戈特弗里德，同时还搜索了整座城堡。他们给他时间联络梅勒妮，然后直接载他回柏林。梅勒妮对我说，有人警告她格斯多夫家已受到监视，电话亦遭窃听。她求我别再和珀西·弗雷见面，我答应她至少绝不会再带他去格斯多夫家。

下午刚从里斯本回来的罗拉·沃尔夫走进办公室。她即将临盆，特别赶回德国生产。她看起来简直像从外星球回来的：新衣服、精神饱满又整洁。这里发生的变化令她瞠目结舌；结婚前她曾替法官里克特工作，那时塔蒂阿娜和路易莎·维尔切克都还没结婚，兰曹还在这里工作。哎，恍如隔世！

到动物园车站和珀西·弗雷及提诺·索达提会面，他们开车载我去距离柏林一个小时车程的普菲尔家，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和乔吉·帕彭海姆已经先到了。

曼斯菲德　7月30日，星期日

一谈起7月20日的事件，C.C.普菲尔就变得特别谨慎。我提起某一个细节，他一副震惊的表情，我立刻改变话题。不知事前他是否已有所闻；就算他知道，我也不觉得惊讶，因为他在军事情报局工作，那里有很多人参与密谋。不过这种时候，每个人都难免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下午珀西·弗雷开车载一些人去布科夫的霍斯特曼家，但我留在家里，什么人都不想见。

柏林　7月31日，星期一

回来上班后发现办公室一片混乱。戈培尔最近宣布“全面参战”殃及全国，我们情报司必须交出百分之六十的职员，男人上前线，女人进军需品工厂。伊迪丝·佩法尔、厄施·冯·德·格勒本和罗玛莉·舍恩贝格都被解职，我被留下；令人有点纳闷，因为支援我做照片档案的最后一批技术人员、摄影都已离开了。

其实我也注意到，自从亚当·特罗特被逮捕后，西克斯博士对我关爱有加，有时候甚至让我想跟他谈亚当的事，可是法官里克特求我千万不可以松口，因为西克斯其实非常愤怒。他表示亚当被捕，连累了整个外交部。他从来没有公开提过亚当的名字，只在一次会议里宣布说：“我们司里有两匹害群之马！”指的当然就是亚当和海夫腾。他大概觉得至少应该公开表态一次吧，其他时候则绝口不提。亚当的名牌到现在还挂在他办公室门上，令我感到安慰，仿佛是保证他仍活着的一个象征。我害怕名牌被拆掉的那天终将来临。

自1944年春天开始，希姆莱通过瑞典方面，小心放出求和的试探风声，西克斯博士多次赴瑞典便为执行那项任务。就连希姆莱都开始怀疑德国不可能战胜，向来讲求实际的西克斯更心知肚明。他在“七月密谋”前后对特罗特，甚至对蜜丝的态度判若两人，很可能是因为他老谋深算，希望战争结束时，能够利用这两个人与盟军阵营的关系。西克斯的亲信之一蒙克博士便作证指出，西克斯曾命令他和另一位党卫军高官施米茨博士，草拟一封致希姆莱的信，建议某些外交部遭到逮捕的官员（指特罗特及海夫腾）虽然罪行重大，但明智的做法或许不该予以处决，应将其收押，作为来日与盟军协商的筹码。据称希姆莱本人赞同这个做法，但当他上呈希特勒时，后者暴跳如雷，大吼道：“外交部最坏，应该把里面所有的人统统吊死！”

午餐吃到一半，保罗·梅特涅从阿德隆旅馆打电话来。他选在这么危险的时候来柏林，把我吓坏了。但他实在太替这里的朋友们担心；他说他没有告诉塔蒂阿娜他来这里，假装是为了处理捷克另一片产业的问题赶赴布拉格。又告诉我希奥尔希奥·奇尼又来了。我很高兴有保罗陪伴，但这个时候待在柏林实在太危险了！

稍后，去阿德隆和保罗及希奥尔希奥见面。奥托·俾斯麦和罗玛莉·舍恩贝格也在那里。阿加·菲尔斯滕贝格这次玩笑又开过火了，见到保罗时，她老远从旅馆前厅的另一头大叫道：“你也是密谋者之一吗，保罗？怎么一张苦瓜脸？”现在向来口无遮拦的她和托尼·绍尔马，成了我们的“麻烦鬼”。兵变隔天，托尼在街上遇见另一位军官，竟然自我介绍说他是“施陶芬贝格”！

奥托很快便带着希奥尔希奥返回弗利德利斯鲁。罗玛莉趁着保罗在和别人说话的当儿，把我拉到角落里，告诉我这两天她的经历。

戈特弗里德在被盖世太保带走之前，抓住机会告诉她，施陶芬贝格用剩的炸药被他藏在波茨坦官邸的保险箱里，并把钥匙塞给她。她立刻搭送牛奶的火车，赶在戈特弗里德与警卫之前抵达官邸，取出两个包裹——她说两个包裹都跟鞋盒差不多大，外面包着报纸——推出一辆自行车，把其中一个包裹小心放在龙头上，骑进无忧宫公园内，途中撞上一位送货男孩，跌下车来，包裹也掉了。为了怕引起爆炸（她对炸药当然一无所知），还很勇敢地扑在包裹上，但当然什么事都没发生。最后她把包裹丢在公园里的一个池塘里，但包裹不断浮出水面，她不断用树枝往下按。后来在绝望之余，只得把包裹捞出水面，埋在一丛树后面。正打算骑自行车离开时，抬头一看，赫然见到一个男人站在池塘后面看她。他看了多久？会不会去告密？她像一阵风似地骑回官邸。但这时已紧张过度，没办法再如法炮制处理另一个包裹，只得把它埋在花园里的一个花床下面。俾斯麦家的女仆安娜帮着她埋，一副完全不好奇的样子。罗玛莉很可能因此救了戈特弗里德一命，因为几个小时后第一批警察就来了，对整栋房子做了地毯式的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