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第7/10页）

40 “因此，我们不要使米提列涅人有任何希望，以为我们会受到花言巧语或金钱贿赂的影响，而以他们的错误是人类的弱点为由来宽恕他们。他们所犯的罪过不是偶然的，而是有预谋的，经过策划的；我们只能宽恕那些无意的过错。［2］因此，我现在和从前一样[50]，还是坚持我的看法，不要变更你们第一次所作出的决议。对于一个帝国而言，最为致命的弱点有三个，它们是：同情怜悯、感情用事、宽大为怀。［3］同情只能给予那些和我们相互同情的人们，而对于那些对我们从不报以同情的人们，对于那些自然的和必然的仇敌们，则不能有同情心。至于那些用他们的激情使我们愉悦的演说家们，他们应当在讨论那些比较不重要的问题上展开竞赛，而不要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展示他们的辩才，因为在这种场合下，虽然演说者自己可以因为他们美妙的言辞而获得美好的酬谢，但是城邦因为这种暂时的娱乐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美德只是用以对待那些将来会成为我们的朋友的那些人，而不是用以对待那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我们的仇敌的人。［4］简而言之，我认为，对于米提列涅人，如果你们采纳我的意见的话，你们不仅做得正当，而且是上策之举；如果你们作出和以前不同的决议来，你们不仅不能得到他们的感激，而且你们是对自己宣布了判决；因为如果说他们的叛乱是正当的，那么，一定是你们行使统治权的错误了。但是，如果你们不论是非正误，坚决要维持你们的统治的话，那么，你们就必须贯彻你们的原则，从你们的利益出发，来惩罚这些米提列涅人。如果不这样做，你们就必须放弃你们的帝国，安然地博取仁慈的美名。［5］因此，下定决心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逃脱了他们的阴谋而没有受到损害的人，在报复的时候应当比策划阴谋者更加迅捷；你们要记住，如果他们战胜了你们，他们会怎样做，特别是因为他们是侵略者。［6］那些无故伤害他们邻人的人，就是那些企图置邻人于死地的人，因为他们早已知道，如果让敌人活着的话，那是多么的危险啊！一位无故受到伤害的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是会比一个公开的敌人更加危险的。［7］因此，不要违背你们的初意。只要你们尽量地回想你们受苦受难时刻的情景，你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来镇压他们。现在，报复他们吧，不要因为他们当前的软弱而忘记了当初你们大难临头的情景。按照他们罪有应得的方式惩罚他们，给你们其他同盟者树立一个触目惊心的典型—暴动者死路一条。一旦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你们就不会常常因为和你们的同盟者作战而忽略了你们和你们的敌人之间的战争了。”

41 这是克里昂的发言。在他之后，攸克拉底斯之子狄奥多图斯起来发言；在上次公民大会上，他也是最坚决地反对处死米提列涅人的。他的发言如下：

42 “我不责难那些建议重新讨论米提列涅问题的人，我也不赞成我所听到的那种对常常讨论重大问题所提出的异议。在我看来，匆忙和愤怒是阻碍深思熟虑的两个最大的障碍，匆忙常常是与愚笨联系在一起的，而愤怒是思想幼稚和心胸狭窄的标志。［2］凡是主张言辞不应是行动指南的人，如果他不是一个无知的人，就是一个有利害关系的人：如果他认为可以通过别的媒介来说明尚不可知的未来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无知的人；如果他的目的是想说服你们去做一些可耻的事，他知道他不可能为了一个恶劣的目的而作出精彩的演说来，因此他利用一些恶意的诽谤来恐吓他的反对者和听众，那么，他一定是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人。［3］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人责难发言者，说他们是因为受了贿赂而故意炫耀辞令的。[51]如果只是责难发言者愚笨无知，那么当发言者不能说服听众的时候，他可以退出辩论，人们虽把他当作一个不很聪明的人，但是还把他当作一个诚实的人。但是如果他责难发言者受贿，即便他成功了，他也会被人怀疑；如果他失败了，人们将认为他不但愚蠢，而且不诚实。［4］这种情况对于城邦是无益的，因为担惊受怕使城邦失去了这些出谋划策者。说实话，如果我们的发言者提出这种主张的话，如果他们不能完全表述出来的话，则是城邦的一大幸事，因为，那样我们就会犯更少的错误了。［5］优秀的公民要想取胜，不仅只是通过威胁反对者，还应当在公平的辩论中击败他们。一个贤明的城邦虽然不一定要给予最出色的谋士过于突出的荣誉，但是一定不要剥夺他们应有的荣誉；当一个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时候，他不应因此而受到侮辱，更不应因此而受到惩罚。［6］这样，成功的发言者不会发表违心之言，以追求更多的荣誉而博取人心；不成功的发言者也不会用同样的逢迎方法以博取听众的欢心。

43 “但是我们现在却不是这样做的。如果有一个人提出了一种意见，不论它多么好，但是如果有一点私利嫌疑的话，我们就怨恨他谋私利（实则完全是没有被证实的），因而使城邦失去了某些利益。［2］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明显有益的建议和一个有害的建议同样地被人怀疑；结果，主张采取最凶恶政策的鼓噪者必须欺骗人民以博得人民的同情，而最优秀的出谋划策者要想取得人民的信任，也必须说谎。［3］正因为如此，城邦，只有城邦，从来就不能公开地、光明正大地受益。因此，如果有人公开地为城邦作贡献，对于他的劳绩的报酬总是被人疑为图谋私利。尽管如此，当我们考虑一个利益巨大、异常重要的事务时，我们这些发言者必然比你们这些随意作出裁断的人看得稍稍深远一点；尤其是因为我们这些提议者是要对所提建议负责任的[52]，而你们作为我们的听众是不负责任的。［4］[53]如果提建议的人和对这些建议表决的人有同样的顾虑的话，那么，你们在作出裁断时会更加冷静的。事实上，当你们感情冲动，使你们遭到灾殃的时候，你们就迁怒于那个最早提建议的人，而不处罚你们自己；虽然你们是多数，你们也和他一样是错误的。[54]

44 “但是，我出来谈米提列涅人的问题不是为了要反对任何人，也不是为了要控诉任何人。事实上，如果我们是有理智的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米提列涅人的罪过问题，而是我们的利益问题。［2］尽管我可以证明他们罪恶累累，但是我不会因此而主张把他们处死，除非那样做对我们是有利的；尽管他们理应得到赦免，但是我并不主张赦免他们，除非这样做明显对城邦有益。［3］我认为，我们的讨论对于将来的关系大而对现实的关系小。克里昂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说：把他们处死，对于我们将来是有利的，因为可以防止其他城邦的暴动；我也和他一样，是关心将来的利益的，但是我的意见和他相反。［4］我请求你们不要因为他那似是而非的言辞而忽视我的那些实用的想法。你们觉得他的发言是动人的，因为它似乎更切合你们目前痛恨米提列涅人的情绪而显得更公正。但是，我们不是在一个公正的法庭上，而是在一个城邦的公民大会上；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不是公正与否的问题，而是怎样处置米提列涅人对雅典最为有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