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盟军对西欧的进攻和德国内部杀害希特勒的尝试(第24/25页)
隆美尔当时住在伯奈的野战医院里。他的头盖骨、两个太阳穴和颧骨受了重伤,左眼也受了严重的损害,脑袋上尽是炸弹碎片。为了避免遭到进攻中的盟军的俘虏,他先从这个野战医院被迁至圣一歇尔曼,在八月八日那天又迁到乌尔姆附近赫林根的自己的住宅里。他从前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到赫林根去访问他。第二天,九月七日,斯派达尔就被捕了。这对隆美尔是第一个警告,说明会有什么下场等待着他。
「那个病态的撒谎者现在已经完全疯了!」隆美尔在与斯派达尔谈话中谈到希特勒的时候这样说,「他正在对七月二十日案件的谋反分子发泄他的虐待狂!他不会就此罢手的!」
隆美尔现在注意到,保安处的人员正在监视他的住宅。他的十五岁的儿子原来在高射炮中队服役,现在暂时告假回家来服侍他。当他和他的儿子-同在附近森林中散步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带着手枪。希特勒在腊斯登堡大本营收到霍法克招出隆美尔的证词副本后,就下令处决隆美尔。但是办法与众不同。后来凯特尔对纽伦堡的提审人员解释说,元首认识到,「如果这个赫赫有名的元帅,德国最得人心的将军,被逮捕并押上人民法庭的话,这将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希特勒同凯特尔商量好,让隆美尔知道控告他的证据,让他选择要么自杀,要么以叛国罪在人民法庭受审。如果他选择自杀的话,他死后可以获得具有全副军事荣典的国葬仪式,而且可以保全他的家属。于是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中午,希特勒大本营有两位将军驱车来到被党卫队用五部装甲车团团围住的隆美尔的住宅。一位将军是威廉·布格道夫,一个长着酒糟鼻子、同凯特尔一样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的酒鬼;另一位是与他有着同样性格的、他的陆军人事处的助手恩斯特·迈赛尔将军。他们事先通知隆美尔,他们是从希特勒那里来的,准备同他谈一谈他「未来的职务」问题。
凯特尔后来作证说,「我在希特勒的指使下,叫布格道夫带着一份招出隆美尔的证词到他那里去。如果证词是真的,他要对后果负责;如果是假的,他会得到法庭的开释。」
「你还命令布格道夫带一点毒药给他,是不是?」检察官问凯特尔。「是的。我告诉布格道夫带上毒药。假如有此需要,隆美尔也好使用它。」在布格道夫和迈赛尔到达以后,事实真相就清楚了:他们不是前来商谈隆美尔的未来职务的。他们要求和这位元帅单独谈话,于是三人到隆美尔的书房去。
「几分钟以后」曼弗雷德·隆美尔后来追述道,「我听见父亲上楼到母亲的房间去。」他接着说:
父亲同我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始缓慢地说:「我刚才不得不告诉你的母亲,我将在十五分钟内死去——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国大罪。鉴于我在非洲服役有功,给了我一个服毒自杀的机会。那两位将军带来了毒药。这种毒药在三秒钟之内就能致人于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话,对我的家庭将不会采用在这种情况下的例行措施——我还可以得到国葬待遇。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在十五分钟年你将接到从乌尔姆的医院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我在赴会途中因脑病发作死去了。」事情果然就是如此。
隆美尔穿着他那件旧的非洲团皮前克,手里拿着元帅的节杖,跟着两位将军上了车。车行一二英里后在森林旁的路上停下来,迈赛尔将军和党卫队司机走下车来,隆美尔和布格道夫仍留在车上。一分钟以后,当下车的那两个人回来的时候,隆美尔已直挺挺地死在座位上。布格道夫不耐烦地走来走去,似乎担心会误了他的午餐和午饮。隆美尔夫人在与丈夫告别十五分钟以后,接到预期的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主治大夫报告说,两位将军带来了元帅的尸体,他是因大脑栓塞致死的,这显然是前次他头盖骨受伤的结果。实际上布格道夫横蛮地禁止解剖尸体。「不要动尸体,」他大叫道,「一切柏林都已经安排好了!」
一切的确是已经安排好了。
莫德尔元帅发布一道冠冕堂皇的命令,宣布隆美尔因「七月十七日受伤」不治身死,对「我国最伟大的指挥官之一」的牺牲表示哀悼。
希特勒给隆美尔夫人的电报说:「您丈夫的死给您带来巨大的损失,请接受我最真挚的吊唁。隆美尔元帅的英名将永远和北非英勇的战役联系在一起。」戈林在电报中表示了「默哀」:
我们都希望您的丈夫能继续活在德国人民之中,但是他却因伤英勇地与世长辞了,这深深使我伤心。
希特勒下令举行国葬。德国陆军高级将领冯·伦斯德在举行国葬仪式时致悼词。他站在裹着※字旗的隆美尔尸体面前说,「他的心是属于元首的」。斯派达尔说:「在那些在场的人看来,这个老军人(指伦斯德)似乎精神颓丧,心情惶惑——在这里,命运给了他担当马克·安东尼这一角色的独特机会。他一直保持着他这种道义上的无动于中的态度。」
德国陆军骄矜自负的军官团所受到的耻辱是很大的。它的三个卓越的元帅——维茨勒本、克鲁格和隆美尔——牵连在试图推翻希特勒的阴谋里,一个被绞死,另外二个被逼自杀。它不得不眼看着它的数十名高级将领被押进秘密警察的监牢,在人民法庭上通过公审丑剧被合法地谋杀。军官团虽然有着自豪的传统,但在这史无前例的形势下,并不能团结一致。它力图要保持它的「荣誉」,但其方法,至少在一个外国观察家看来,只能使它丢脸和堕落。在那个奥地利下士出身的人的淫威下,惊慌失措的军官团领袖们只好摇尾乞怜,卑躬屈膝。
因此,当冯·伦斯德元帅站在隆美尔尸体前面致悼词的时候精神颓丧、心情惶惑,就毫不足怪了。他同其他的将领一样,已经够低三下四了,但是希特勒现在还要逼着他们受尽一切屈辱。伦斯德亲自接受了所谓军事「荣誉法庭」执行法官的任务,希特勒设立这个法庭的目的是要把所有参预七月二十日案件的军官嫌疑犯全部从陆军中开革出去,这样他们就不能受军事法庭的审问,而是作为平民不光彩地移交给草草审判的人民法庭。这个「荣誉法庭」不允许被控告的军官为自己辩护,它只是按秘密警察所提供的「证据」行事。伦斯德对于这种限制并没有提出过抗议,另一个法官古德里安将军也没有抗议过。古德里安在炸弹案发生以后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总长,在他的卧区录中,他曾承认过这是一个「不愉快的任务」,法庭的审问是「凄惨的」,而且提出了「最困难的良心问题」。这无疑是实情,因为伦斯德、古德里安和其他法官——都是将军——把数以百计的军官从陆军中开革出去,这样侮辱他们不算,还要把他们去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