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鲜红的雪并非从空中落下（第10/10页）

尽管卡车的车厢上蒙着帆布，可寒风还是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冻彻骨髓。卡车沿着突击炮履带碾出的车辙印行驶着。每当汽车驶过隆起的地面，我们都能感觉到车厢的颠簸。那位二等兵轻声呻吟着，似乎处在极大的痛苦中。除了包扎些绷带外，医护兵为他做不了什么。他摸索着口袋，掏出一包Aktive递给我。相对于手卷的香烟，Aktive就是我们所说的现成的香烟。

我很感激，因为我那烟草袋里，粗劣的烟丝已经见底了。我们俩默默地吸着烟。卡车颠簸着，猛地来了个急转弯。我感觉到膝部的疼痛，负伤的二等兵强忍着伤痛，呻吟着：“真他妈糟糕！起初，你白天盼夜里等，想负上个Heimatschuss，结果，一切都变了！你甚至对此高兴不起来，因为你不得不满怀羞愧，悄悄地离开那些战友。这些可怜的小伙子们还能再见到自己的家乡吗？”

幸亏在黑暗中他看不见我的脸，也感觉不到自我们离开后，我的喉咙里涌动着的酸楚。甚至连辛辣的烟草也无法驱散这种感觉。

到达集体农场时，天色已近拂晓，营地里弥漫着一种常见的气氛。一些人正等着卡车的到来。我们听见西面传来了断断续续的坦克炮火。一名军官允许一些衣物被装上了卡车。一位下士和另外两个人上了车，坐在这些包裹间。其中的一个人头上裹着绷带，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认出了他的声音。

“库尔特•塞德尔！”我惊喜交加地叫道。

真的是他！一时间，我们俩有说不完的话——从死亡降临到冰封的顿河以及之后的一切。他告诉我，他和其他一些人在河岸处等了很久。冲在最前面的俄国人快到他们身后时，他终于开始逃命了。当时，苏军的坦克已经离开。他和另外三个人成功地摆脱了俄国人，后来遇到了另外一群被苏军追赶的散兵游勇。直到今天他们才遇到了这股较大的德军作战部队。

我指了指他头上的绷带，他告诉我这只是个小伤，几乎已经痊愈，但因为没有帽子，所以他没把绷带拆掉，以此来保暖。塞德尔不属于幸运地得到了Heimatschuss的人，但他可以继续留在后方照料自己。

这次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到达下奇尔斯卡亚前，我和另外几个伤员被装上一辆救护车，塞德尔和另外几个人则跳下了卡车。直到后来，我在康复连里才获知，塞德尔阵亡了。

救护车把我们送到一座大型建筑物前，轻伤员下了车，我和另外两个伤员则被担架送入了一间充斥着乙醚和石碳酸气味的房间。伤员躺得到处都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呻吟着。屋外传来了下达命令的声音，拖车和坦克轰鸣着，远处的炮声清晰可辨。

对这一切，我已不再担心——我在这里感到很安全。可我真的安全吗？一个小伙子告诉我，他是两个小时前负的伤，就在北面不远处。苏军一直在进攻，而且，据他说，我们的军队无法阻挡他们太久。尽管这样，可我在铺了稻草的床上睡得很安稳，因为我实在太累了。屋里暖和得让人有点不太习惯，再加上知道自己今晚不用出去，这让我大为放松。

12月16日。两名医护兵把我抬上担架，睡眼惺忪的我刚抬起身子，立即呻吟着倒在担架上。我第一次感觉到膝盖处发出了剧烈的疼痛。他们把我送进一间光线充足的房间。屋里，有人正将截断的残肢断臂、血淋淋的身体部件从地上收集起来。过了一会，一个穿着血迹斑斑的橡胶围裙的男人来到我身边，陪在一旁的中士称他为“少校军医先生”。他用剪刀剪开我的左裤腿和两条棉毛裤，检查着我的膝部。我的腿呈暗蓝色，从大腿一直延伸至小腿处，肿得像条充了气的内胎。他给我打了一针，并告诉一名助手，用夹板把我的腿固定住，再敷上石膏。

“只能这样了，其他的，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他说着，朝下一位伤员走去。

医护兵把我大腿以下的裤子和棉毛裤全部剪掉，熟练地用夹板固定住我的腿，再敷上湿湿的熟石膏。石膏成形得很快。然后，我得到了一张负伤证明，上面加盖着相应的日期，这张凭证被固定在我的胸前，接着，我被转送至另一间专用病房，屋里，一些伤员正在休息。通过这些伤员我了解到，这里都是些可以移动的的伤病员，我们将被转送到莫罗佐夫斯克，那里有一座大型的医护站。过了一天，我再次被送上了救护车。

[1]二战中德军使用的地雷，可以像手榴弹那样抛出去炸毁坦克，但由于地雷的重量和威力，这种打坦克的方法非常危险。

[2]这个词指的是所负的伤既不至于让自己残废或阵亡，但又能被送回国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