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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团长那紧张的神色看，这次是有大事发生了。我对蒋国全说，可能又要打仗了。蒋国全说，跟谁打呀？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天明时雨停了，但路仍然滑得很。我们从背包里取出干衣服换上，又多穿了一些衣服，仍然冷得直哆嗦。到了一个村庄稠密的地方，团长命令就地架锅煮饭，我们各自摸到老乡家的房檐下和衣倒下打盹。老乡端上热稀饭，我们三口两口喝下去，身子渐渐暖和起来。有的士兵甚至还没来得及把饭吃完，便听见上路的吆喝。团长又骑马飞奔着大喊：快点，不许掉队！

一连七天，我们只能每两个钟头休息十分钟，其余的时间不分白天黑夜一直走个不停。团长的马鞭换成了手枪，王耀义朝天放着枪说，掉队者，杀！

我们脚上的血泡马上又被新的血泡覆盖，挤掉血泡的地方很快便感染化脓。许多人走掉了鞋子光着脚小跑，见到老乡或者走到有人家的地方便想方设法弄一双鞋子穿上，拿枪抢劫常有发生。团长无暇过问军纪这类小事，一直挥舞着他的手枪，叫喊：掉队者，杀！

蒋国全说，剃胡子以后团长似乎变了一个人。周少智说，当兵越来越不好混了。周少智的右脚踝扭了，肿得像包子一样，每走一步都咬着牙齿，我和蒋国全便轮流架着他走。

夜里我们打着火把恍恍惚惚地往前走。一边走一边瞌睡，有时撞在别人身上，也有打瞌睡丢掉了火把，引起小小的山火，士兵们不得不强打精神，投入扑火，有的因此而被烧伤。有一天晚上，我走着便一头跌倒，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被一声枪响惊醒，看见团长在马上举着枪对着我，周少智一下跪在团长面前说，长官，梁草发羊癫风了。团长的手电照在我的脸上，团长说，早不发迟不发，偏偏在这会儿发作，再不起来，老子一枪毙了你！

过了一会，团长再来时，我已清醒过来。我双脚一伸，急忙站起来说，报告团长，我从小就有这个怪病。团长放下枪说，你也是老兵了，赶快起来。走！再不走，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人！

我全身酸疼，骨头骨节都疼，我觉得自己快散架了。星星在摇晃，黑黝黝的山峦东倒西歪地扑过来，灯光和火把重重叠叠，我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了。蒋国全跟周少智走在后面，我说，蒋哥，这会儿要从这山崖摔下去我便解脱了！蒋国全说，别想那么多，要想就想你妈吧，我心里一直想着我媳妇呢，想着她我就不想死了。这一招还真管用，我就开始想春花，一想到春花就轻松一些了。

深夜终于传来原地休息的命令。我们一屁股坐在路上，两腿一伸便倒在山坡上。天蓝得没有一丝纤尘，星星仿佛像淡紫的葡萄高高低低地挂在空中。士兵们横七竖八倒卧在山坡上，像一些乱石头。变成一块石头多好，一直待在那里，没有人指挥你，命令你，驱赶你。我们这样被驱赶着，究竟要走到哪里？静谧的夜空下，只听到一片酣声、叹气和咳嗽，我也很快睡去。那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船形的山上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寺庙，庙里传来柔和的音乐一个白发老者慈祥的声音：众生皆苦，万事唯有忍耐吧！

当晨光初现，鸟儿啼鸣的时候，团长又快马催促我们上路。

这样走到第七天，周少智出事了。那时我和蒋国全都无力顾他，他便远远地掉在队伍后面。王耀义已经催得不耐烦了，他说部队必须在九天之内赶到有火车的地方。这么婆婆妈妈地走下去，半个月也赶不到。团长想拿周少智杀一儆百，在他举枪的那一瞬间，周少智从山崖上跳下去了。

那时候，我们正在两省交界的一处高山上。我们都听见了枪声。一个黑影像乌鸦一样落下去了。山崖下盛开着白色的或淡黄色的野菊花，还有淡红的野棉花，苦涩的香味在微风里飘得很远。周少智像一只惊恐不安的鸟，落在野花盛开的杂草中。团长命令一班的士兵往下射击，他们端着枪没动，团长便用枪对着一位年轻的班长，团长说，再不开枪，老子先打死你！那位班长的枪响了，一排子弹落在黑影坠下的地方，密集的子弹将花瓣打得四处翻飞。团长策马奔向队伍的前面，大声说，掉队者，格杀勿论！

蒋国全小声说，团长已经疯了。我说，兴许他装死躲过这一劫了。蒋国全说，也有可能真被打死了。团长的威慑很有效，士兵们都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赶路，生怕掉队似的。也有的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死去了。夜里睡觉时，又有的趁黑逃走了。团长便恼火地叫晚上站岗的加强警戒，逃跑者，格杀勿论！

每一个人脸上都忧心忡忡，不知道这样荒唐的急行军是什么缘由。直到第九天夜里，我们终于听见了火车的叫声，团长脸上才现出了轻松的表情。他叫部下清理人数，发现少了两个班的人，团长恼怒地打了报告者两个耳光，那人委屈地申辩，人都累死了，我有啥子办法？

清理队伍时，我们互相打量身边的人，有的穿着草鞋，还有的一只脚穿鞋一只脚光着，衣服上也是有一块没一搭的，脸上的胡子比野草还长。那样子哪像一支部队，完全是难民！

我们在一个小站用最后一点力气爬上了火车，第一件事便是睡。蒋国全说，哪怕火车把我拉到阎王那里，我也要美美地先睡上一觉。

睡了一天之后，我觉得自己终于活过来了。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晕车。透过窗玻璃看到的尽是陌生的地方，荒草从铁轨边一直延伸到远方，田间只能看到很少的人在劳作，铁路两旁不时能看到回家的人流。火车进站时，站台上是黑压压的人群。我听见大家都在互相打听要去哪里，但没有人知道。火车上的厕所太拥挤，士兵们拉开裤子从两个车箱之间的缝隙往外撒尿。很多人这时才脱开鞋子，小心翼翼地清理脚上的血泡。我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把线袜和血泡分开，蒋国全说他没那个细致工夫，咬着牙一把脱掉了袜子，两边脚底上都是猩红的肉层，肉皮粘到袜上被扯掉了。

这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些军医，又送了一些药来敷在伤口上。几天之后，结了一层新痂，伤口便长好了。

火车停下来时，有人叫下车，我们到了武汉。汽车把我们载到船上，拉到一处靠山的营房，休整了十天。之后，又叫我们乘上火车，有人说我们到了上海。火车在站台上停了两个小时，不准我们下车。根据火车来往的频率判断，这是一个大站。两小时之后，火车向另一个方向开去。这次火车把我们拉进山里。在一个小站下火车后，我们问一个老乡，这是哪里？那人说，问你们的长官。这时候团长又喊紧急行军，走了两天之后，团长长吁了一口气，终于按命令到达指定地方了！直到第二天，战斗打响之后，我们才知道跟共产党的部队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