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悲愤中挣扎（第10/11页）

很长时间以来，紫荆地区的信徒们对于这个从未见过真容的“教主”很是期待，洪秀全的到来让“拜上帝会”的成员们备受鼓舞，立即尊他为领袖，称之为“洪先生”。就这样，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起从广西紫荆开始，大力发展“拜上帝会”，当时桂平县与邻近各县的汉、瑶、壮等族纷纷参加。鉴于“拜上帝会”当时已成规模，在冯云山的建议下，洪秀全制定了《十款天条》以及各种宗教仪式来约束信徒，还撰写了《原道觉世训》，除了宣扬上帝主宰一切，人人必须敬拜上帝之外，还把清朝皇帝称为“阎罗妖”，号召信徒共同灭之。

如果说洪秀全和冯云山会合之前，“拜上帝会”或许只是宣传宗教信仰的组织，那么当洪秀全来到紫荆地区，且随着“拜上帝会”规模的不断扩大，他看到，这似乎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拜上帝会”的早期成员大多是穷苦百姓，因此“斩杀清妖”的宣传很容易被信徒所接受，民众的激情很容易被激发。

后来，洪秀全在自己编纂的《太平天日》中，对信徒宣布自己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受命下凡斩邪留正，这等于为后来的反清起义找到了理论依据。

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六月，“拜上帝会”的成员已经发展到一万多人，可以称得上是一股力量可观的武装势力，其基本成分为贫苦农民、矿工、烧炭工、挑夫、手工业者、小贩以及无业游民。此外，一些家在当地具有一些经济地位的中小地主和富户，由于经常受到当地乡绅的排挤，也加入了“拜上帝会”，例如后来制造“天京事变”的韦昌辉就是典型的代表。

“拜上帝会”经过多年的发展，势力逐渐遍布广西的桂平、贵县、平南、武宣、象州、博白、陆川等县，以及广东的高州、信宜一带，其核心领导者除了洪秀全和冯云山外，还有杨秀清、肖朝贵、石达开以及小地主出身的韦昌辉。随着人数规模的扩大以及领导核心的逐步形成，“拜上帝会”开始转向践行教义为主，即武装反清—“斩杀清妖”。

“拜上帝会”从广西的一片狭小的空间里，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走上反清之路。然而当他们酝酿一场惊世骇俗的起义时，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却毫不知晓这群来自山里的人，未来差点儿成为自己的埋葬者。道光三十年（1850）一月，道光皇帝驾崩，忙于皇帝丧事与新皇登基的朝廷，根本无暇关注这个远离京城的团体。而且，道光皇帝直到临死之前也没收到关于“拜上帝会”的任何消息，因此洪秀全等人掀起的惊涛骇浪，只能由道光的儿子咸丰去平息。

咸丰皇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在他老爸死后仅仅半年，洪秀全就下令各路“拜上帝会”成员齐聚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四个月后，有两万成员抵达金田，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正式宣布起义反清，建号太平天国。至此太平天国的旗帜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大清帝国的上空。

8. 勤政守常不知变

执政进入第三十个年头的道光皇帝，突然于一月十三日（1850年2月24日）在圆明园一病不起。十四日（2月25日）清晨，自感大限将至的道光皇帝急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一同开启匣宣示御书，立皇四子奕为皇太子。

中午时分，道光皇帝驾崩，享年六十八岁。这位在即位之初便立志成为有道明君的皇帝，一生得过荣耀，有过屈辱，但最终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带着满腹悲愤和宏图破灭的遗憾，无可奈何地撒手而去。

道光皇帝在位长达三十年，仅次于康熙和乾隆的执政时间。他即位时，虽然踌躇满志，但在那个时节，令皇家骄傲的“康乾盛世”已经过去，令帝国无可奈何的衰败正在蔓延。在他在位的三十年间，大清帝国除了有来自海上的英国敌人之外，内部矛盾也已达到顶峰，而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国内矛盾的一个总爆发。甚至可以说，之所以“海上蛮夷”英吉利能打得大清帝国毫无还手之力，跟大清帝国内部出了问题是有绝对紧密的关系的。

道光皇帝自然不情愿大清帝国败给英国，不情愿而又不得不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南京条约》的签订，也开启了此后大清帝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先河、对外关系屈辱软弱的先河。大清帝国的最后一块面纱被撕开了，曾经还可以掩盖的衰败与腐朽的真相，第一次赤裸裸地展示在国人与西方列强的面前。

不过单论道光皇帝个人，这位勤政守常的皇帝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不仅想有所作为，而且力图除旧布新，在其执政的三十年里做了不少努力，其中一点便是敢于正视大清帝国存在的弊端。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道光皇帝是不可能认识到当时皇权制度已经开始走上末路的，我们也不能苛求他超越历史去认知事物。但是，作为一个封建帝国的皇帝，他敢于正视大清帝国当时的弊病，并力图加以扭转是值得肯定的。

在即位后不久，道光皇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清帝国已经处于弊病丛生的状态，而且日甚一日，几乎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而最大的弊端就是吏治的败坏，例如横征暴敛、虐取于民、官官相护、朋比为奸，正像《道光朝东华续录》中所形容的那样：“积弊相沿，挽回无术。”

因此，道光皇帝从即位伊始便勤于政事，以“虚心实行”四字自勉，在朝廷内提倡节俭，并整顿吏治、开源节流。即使在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皇帝作为国家最高决策者，也并没有被英国人的枪炮吓住，而是坚决主战、镇定指挥。虽然作为最高决策者，鸦片战争的失败道光皇帝要负首要责任，但也不能否认他尽力做到了力所能及的一切，甚至在战后针对军队存在的弊端，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是为后来洋务运动的萌芽。

道光皇帝的遗诏上有这样一段话，或许，这本身就可以作为对他比较中肯的评价：

自御极至今，凡批览亲奏，引对臣工，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

道光皇帝励精图治，想做个有道明君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话说回来，放眼当时的世界格局，显然这位勤政守常的帝王，并没有什么创新之举。当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已经在中华这个古老帝国的土地上肆意驰骋时，道光皇帝却还在为清除衰败帝国的沉疴痼疾而努力。即使他十分勤政，也只是着眼于帝王家业如何延续，而不是真正意义地在国家层面进行创新与改革。从个人素质来看，道光皇帝具有励精图治的美好愿望，但并不具备“图治”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