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悲愤中挣扎(第8/11页)
可是河南地事件最终在英国政府的慎重考虑下放弃了争夺,所以进城事宜也就暂时搁置。但是英国人是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于是“进城事件”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开始,便成为中英双方的矛盾焦点。
当时间进入道光二十五年之后,大清帝国似乎一下子进入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平静之中。当然原因在于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各项条约已经完成,各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所以暂时偃旗息鼓。按照有关条约规定,清政府应该收回定海,于是时任英国驻华领事的德庇时,以此大做文章,以清政府不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为借口,拒绝将定海归还。
十一月二十三日(11月21日),道光皇帝接到耆英的奏报后,指示他:
……恐难免希冀请求。该督等唯当持以镇静,俟其续请时,即告以贸易之事,期于彼此相安。今欲更改旧章,人心必为疑怪……倘或滋生事端,彼此均为不便。如此晓谕,庶民夷两不相扰,可以经久相安。
十二月二十日(1846年1月17日),道光再次接到耆英关于英国人执意进城的奏报。道光再次谕令耆英必须予以拒绝,他的理由是:
(英国人)进城一节,非本条约所有……该督等仍当详晰开导,谕以即使准其进城,而民情究难相安。倘因事争竞,或致互有伤损,彼时若求代为约束,地方官断难查办……
从指示耆英的态度来看,道光皇帝虽然利用民众对抗英国人,但并不是说他就不保障民众的利益。在可能的范围内,他还是希望民间尽量不与英国人发生冲突。他将回绝英国人的任务,交给了求和派代表耆英,甚至连回绝的方法也明确指示给了耆英,那就是耐心开导。事实上这是一种“软拖”的手段,目的就是想让英国人知难而退,毕竟《南京条约》已经达成了双方不再交兵的约定。
英国人再一次选择了退让,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退出舟山地区。
然而,这并不是结束。英国人并没有因为《南京条约》的“罢兵”而就此停止争取进城。道光二十七年(1847)春,德庇时突然率领十余艘舰船闯入省河,停靠在十三行湾,并下令英军士兵悄悄登上炮台将炮眼堵死,然后再一次向清政府提出进入广州城的要求。
道光皇帝在三月七日(4月21日)得到奏报后,指示耆英立即进行布防,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向英国人讲道理,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武力抗击的准备,作为一方军政长官,万万不可张皇失措,更不能有所懈怠。耆英接到谕令后,和英国人商定两年后可以进城,不过他倒是没签订任何条约,而是将这个问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徐广缙。后来英国领事德庇时也卸任回国,接任他的文翰继续坚持英国人进城的主张,与新任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
事实上,耆英答应英国人两年后可以进入广州城,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英国人提出进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答复,其舰船强行驶进省河,所以耆英采取欺骗拖延的办法暂时稳住了对方。针对进城问题,当时没有任何文字性记录,这让双方的继任者都会找到理由进行反驳,因此反进城斗争就开始变得更加尖锐。
早在徐广缙到广东赴任之前,道光皇帝就指示他,解决英国人进城的问题,首先在于安抚当地民心,只要民心有所向,外敌不足为虑,如果民心背离,即使答应英国人进城,未来也会出现很多民洋冲突,到时政府还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民众会答应吗?答案显而易见。也就是说,道光皇帝其实是要将反对英国人进城坚持到底。
因此徐广缙到达广东上任后,就开始遵照皇帝陛下的指示来解决进城事件,而中英双方都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也就注定了反进城事件会逐渐激化。
道光二十八年(1848)五月,英国领事文翰告知徐广缙,转年的二月二十一日(1849年3月15日)就到了当年耆英答应进城的时间了。结果刚过完年不久的正月二十三日(1849年2月15日),徐广缙就前往虎门与文翰进行交涉,同时向道光皇帝请示。当时徐广缙和叶名琛商议,两个人在同英国人的交涉中,一定要团结一心,坚决不能答应英国人的要求。而且为了防止英国人强行入城,徐广缙还加强了省城防务,在省城周边层层设防。
徐广缙备战的消息很快就被文翰得知,文翰坚持认为这是清政府不守信用的表现,于是就利用谈判的机会,将徐广缙扣留在舰船上,想以此来逼迫清政府同意进城的要求。
对于文翰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徐广缙告诉文翰,答应英国人进入广州城是前任耆英的事情,现在自己奉皇帝陛下之命到广东任职,自然会按照旨意行事,而到现在还没接到让英国人进城的谕旨,所以不能擅自答应领事的要求。不过自己倒是可以向皇帝陛下请示一下,但在没有结果之前,一切都必须遵照大清的法律行事,就算是英国人也不例外。
徐广缙这种坚决的态度,让英国人也很是无奈。文翰同时也明白,就算是把徐广缙杀掉,也解决不了进城问题,而且那样做更会让清政府在外交上找到拒绝英国人的理由。因此在冷静下来之后,文翰放回了徐广缙,让他详细地向大清皇帝汇报这件事。
徐广缙明知道皇帝陛下是不可能答应进城的,但是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他还是向道光皇帝上了奏疏。不过这封奏疏的言辞具有引导性,将整个来龙去脉汇报一遍,在结尾徐广缙为了排除道光对自己的误解,特别强调了皇帝陛下一定要坚持反对英国人进城的态度,不然的话自己的努力等于白费。
道光皇帝依旧坚持自己的态度,和给当年耆英的指示一样,让徐广缙也要顺从民意。当徐广缙将道光皇帝的旨意展示给英国人时,文翰开始受到本国人的指责,认为他和前两任领事相比,在进城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无能,这让文翰备感尴尬。于是他写信给徐广缙,指责中国人背信弃义,明明是耆英已经答应的事情,为什么又要反悔?这让不了解中国官场文化的文翰百思不得其解。
徐广缙继续以不知道前任的承诺,自己只能执行皇帝陛下的指令作为挡箭牌,告诉文翰,英国人进城是绝不可能的。至于文翰在本国人心中是什么地位,那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与大清帝国无关。而且如果英国人执意要进入广州城,也得问问当地的百姓答不答应。
事实上当广州城内的百姓得知英国人又想进城的消息后,已经开始群情激愤。自1848年冬天到1849年三月,省城越秀书院监院一直刻印公柬,邀请越华、羊城二书院一同反对英国人的进城要求,而且城中的诸多绅士也联合起来决心保卫省城广州。史料上记载的说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