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争议的君王,最具争议的登场(第31/31页)

朱棣是分藩制的受益人,但是,当他成为皇帝之后,分藩制却成为了他的眼中钉,所以,自登位之日起,他就着力改造父亲所创的宗藩制度。

在大刀阔斧的改造后,分藩虽然依然是分藩,但此藩王却已经不复诸侯王的威风,而成了养尊处优的行尸走肉。大家不妨来看看对藩王有哪些限制:

二王不得相见;不得擅离封地;即使出城省墓,也要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成行;如无故出城游玩,地方官要及时上奏,有关官员全部从重杖罪,文官直至罢官,武官降级调边疆;藩王除了生辰外,不得会有司饮酒;王府发放一应事务,地方官要立即奏闻,必待钦准,方许奉行,否则治以重罪。王府官亦改用高年不第举人、落职知县等担任,成了位置闲散之地。

不得预四民之业,仕宦永绝,农商莫通。不得到京师,如有出城越关到京师的,即奏请先革为庶人,然后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发往极边的卫所永远充军。宗室不得擅离境外,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外,十日必三次到府画卯,如果一期不到,即拘墩锁,下审理所,定罪议罚。从郡王至仪宾以下,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及岁时宴会。请名、请婚也很严格,未经请准,只能呼乳名,不得婚嫁,以致走京游棍以请名、请婚为由乘机勒索宗室钱财,导致许多宗室壮年以后都未能请到名字、成婚。

(摘自《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篇》)

经过这样的改造,藩王已经完全丧失了政治特权,他们所剩下的特权,就只剩下了经济特权。没了政治特权,皇权总算稳定下来了,但是,为了弥补宗亲,经济特权自然不免更为加码,而这则造成了又一个大问题。

朱元璋自己苦出身,当了皇帝之后发誓,一定要让自己的子孙不像自己一样饿肚子,于是定下了制度,宗室子弟有优厚的俸禄,由政府按时发放,而后,宗室子弟也不许参加工作。但是,朱元璋同志可能自己都没想到,他的子孙到后来会如此之多,到了明朝中后期,宗室人口,居然达到了三万之多……

朱明皇室的繁殖能力为何如此可怕呢?道理很简单,一个朱家子孙,从出生到过世,只要不当皇帝,这辈子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还有种种乱七八糟的限制,这辈子该多无聊?

因为这个无聊,有些长进的人,可以搞搞学术研究——比如说,宁王朱权。这哥们本是跟着朱棣一块造反的,据说在造反时,朱棣还允诺,说要是成功,我当皇帝,你当皇太弟。当然了,这种承诺一般都不作数,朱棣当了皇帝,朱权没能当上皇太弟,但是朱权不傻,知道如果自己执著于此,祸将不知,所以呢,朱权也只能韬光养晦,不问世事,回去搞学术研究了,据说在很多方面都有成就。

但有些不长进的,没这个能力搞学术研究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生孩子了呗。比如说,朱元璋的嫡孙,朱棣的侄子,庆成王朱济炫,就什么事都不干,拼命生孩子,生了一百个儿子;后来,李自成作乱,攻破了汾州,对朱明皇室大肆诛戮,其中,庆成王的后代,就有1500人之巨……

三万人之众的宗室,给明朝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到后期,简直成了明朝财政的头号顽疾。

更悲催的是,政府压力那么大,还是有没能照顾到的宗室,这些人没工作,政府不发饷,日子就没法过,于是软弱的就借贷,强硬的,甚至干起了抢劫的买卖……比如嘉靖末年,就发生了韩府宗室包围长安巡抚衙门,在路上拦路抢劫的事件——“百姓恇扰,竞言王子反,以致路上无行人,长安为罢市”……

有穷的就有富的。有些宗室子弟就借助自己的经济特权,大搞土地兼并,大肆扩充皇庄,比如万历帝的宠儿福王朱常洵,就要求十万顷的田亩,还要求“膏腴土地,仍不从璐府四万银例,而求十二万租银”……

总之,这个宗藩制度,似乎永远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并没有哪个王朝真正彻底解决了问题。那么,原因在哪里呢?

其实,问题的答案还是本节的标题——兄弟虽亲,不如权力亲。

帝制社会,皇位的吸引力无与伦比,因此,这就足以导致王子们为之不顾孝悌之义;只要帝制存在一天,这种现象就会存在一天,这是帝制社会的死症,一个找不到答案、没有解决办法的死症。

杨坚的悲凉,说白了,也不过是帝制社会的一个缩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