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开皇之治（第7/11页）

对子女如此，对臣民更不用说。

曾经有个机构，送干姜到宫中，一开始用的是布袋，杨坚就对此大为心疼，认为过于浪费。结果呢，这个机构不开窍，还以为是杨坚认为用的材质不好，下次送香进宫，竟用了毡袋装裹，这下彻底把杨坚惹怒了，当即把这位蠢材领过来，痛扁一顿，才让手下知道，他这俭素二字，不是虚言。

当时的元宵节，是举国欢腾，大肆庆祝的日子，“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大臣柳彧对此就不是很看得惯，上奏疏如下：

臣闻昔者明王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搬出了古时的圣王，扯了一堆非礼勿行、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的大道理，表明元宵节这种情况，实在不合古风）

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竟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敝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表明元宵节这种风俗，实在不可取，有碍风化，“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非益于化，实损于民”……）

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康哉《雅》、《颂》，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无为之至乐。敢有犯者，请以故违敕论。（要求朝廷禁绝元宵节庆祝活动）

柳彧要求禁断元宵节的大规模庆祝活动，虽说不免管得太宽，但是，于当时的社会而言，对于提倡“俭素”，也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因此，杨坚的俭素，就不再是他个人的俭素，他达到了一种效果，制造了一种社会风气，“天下化之”这四个字，就是对他最好的奖励。

杨坚的生活除了简单之外，还有两个字——忙碌。

史书上对于这一点，有全方位多角度的描述：

《资治通鉴》的评价：

高祖性严重，令行禁止，勤于政事。每旦听朝，日昃忘倦。

《隋书·高祖纪》的遗诏：

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诫敕殷勤。

大臣柳彧的描述：

陛下留心治道，无惮疲劳，亦由群官惧罪，不能自决，取判天旨。闻奏过多，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动以文簿，忧劳圣躬。

萧瑀在贞观年间的评价：

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

这些评价基本上可以说明，杨坚是一个极端勤政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曾经柳彧、杨尚希，也都劝过杨坚，说古之圣君都是抓大放小，把事情交给手下办，但是，杨坚不以为然，跟朱元璋一样，他始终更相信自己。

杨坚之所以如此勤政，原因当然很简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创一个太平盛世，让遭遇了300年分裂之苦的中国百姓，重新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

杨坚做得或许还有很多缺失，但是，我们得承认，他基本做到了，在他的兢兢业业之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皇之治”由此开启。

“开皇之治”包含许多具体内容，这里，我们就不再一一罗列，我想要选取杨坚一些颇具特色和极具深远影响的举动，来一观杨坚的励精图治。

首先我们要来说的，是从隋朝开始萌芽的科举制度。

于政治制度而言，我们通常所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公平，而是效率。

以公平而言，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曾经采取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措施，就是选举制。雅典的选举制最大程度保证了公平，只要是平民阶层，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最极端的情况，希腊人甚至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政府任命。

然而，这套被认为很公平的制度，却被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嗤之以鼻，苏格拉底终其一生，都是雅典民主制的反对者，而其激烈拥护的，乃是贵族制。

大家一定很奇怪，选举制乃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雏形，为了防止作弊，希腊人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为什么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却如此反对呢？

其实答案两个字就可以概括——效率。选举制诚然保证了公平，但是，这却不能保证另一件重要的事情——让合适的人处于合适的位置。

苏格拉底时代，正是雅典和斯巴达争雄的时代，苏格拉底更是参加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然后他发现，由民主制产生的城邦管理者，在这样的战事中，远远不及斯巴达那些军国主义者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最终落败，以至于苏格拉底这样的哲人不得不思考，为什么雅典会最终落败呢？

最后，苏格拉底找到了答案，那就是——雅典民主制不能保证让最有治国才华的人出任国家元首。

苏格拉底曾经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政治理念：

苏格拉底向他的学生发问：“如果你的鞋子坏了，你该去找谁呢？”

有些坦率的青年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是找鞋匠。”

然后苏格拉底又问了诸如木器、铜器之类的问题，学生们也做出了木匠、铜匠之类的回答；最后，苏格拉底发问：“如果国家这艘船坏了，我们该去找谁修理呢？”

鞋匠、木匠或者铜匠，他们都是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士，当我们在专业问题上遇到困难时，就会去请教这样的专业人士。然后，苏格拉底认为，治国同样是具有专业性的工作，所以，当国家出现了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去找“治国匠”呢？

然而，雅典民主制能否产生“治国匠”呢？让我们用维尔杜兰特在《哲学的故事》里四个排比句来做说明吧：

至于国家，有比由一群暴民操纵的、意气用事的民主更可笑的吗？有比由一个争论不休的团体所组成的政府更荒唐的吗？有比这种任意的选举、革职和处死将军更荒谬的吗？有比按姓名字母的次序轮流、不加选择地让头脑简单的农夫和商人充当国家最高法院的成员更滑稽的吗？

答案很显然——不能。雅典民主制不能产生苏格拉底心目中的“治国匠”，所以，苏格拉底认为，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