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第7/15页）
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贵在组织严密，指挥果断，办事有效，令行禁止。否则，计划再周详，也是纸上谈兵。但保皇会骨干多为士子书生，情急而言兵，从个人素养到组织功能，都与军事行动的要求严重不符。正所谓秀才造反，夸夸其谈，成事不足。康有为身为统帅，长时间对主攻方向举棋不定。虽然他后来声称“前后俱注意于西”，但未能坚决贯彻实施。在华侨督催，属下意见分歧，以及客观形势千变万化等因素的干扰下，一年之内，几易方略，最终也没有注全力于西，主攻策应流于相机速发。帅无定见，乃兵家大忌。
此外，由于澳门总局办事不力，康有为无法切实掌握各路勤王军情，却坚持“大事仍由南佛主断”[92]，所定用兵方略悖离实际。如黄忠浩5月前已移防湖北，而6月他还郑重其事地将其巡防营作为长沙内应的主力。而且康缺乏军事常识，其决策有时令人啼笑皆非。保皇会在日本订购旧枪，他只图引诱群豪，指示多购价廉质次者。甚至听信陈翼亭别有用心的胡说，认为“不如土货之善矣”[93]1900年6月5日，要少购洋枪，多购土制抬枪线枪“以省费”[94]。他自诩知人善任，却往往用人不当，信任夸夸其谈的富商子弟和心怀叵测的游勇头目，埋下致败祸根。更有甚者，他极力举荐侄子康同富办理广东军务，理由之一，竟是后者“且能熟《三国演义》”[95]。加上康有为缺乏勇气胆识，远居南洋养尊处优，不敢亲入内地统军，平时还要众多卫士洋兵保驾，很难应付瞬息万变的局面。难怪一位久慕其名的加拿大华侨指责其“有救世之力，而无救世之勇”，只知“舞文弄墨，视中国濒危于不顾”。[96]
先生如此，门生更甚。澳门总局担负着聚人联络、收拨款项、购械运货等项重任，相当于前敌指挥部。照梁启超的说法：“现时先生既远在海外，其居港澳总持此事之人，即是当天下最要之冲”[97]，“内之布置义举，外之联络各埠，责任至重至大”[98]。康有为手定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也称之“握外洋之枢，尤为办事之主”[99]。后来因两广行动虎头蛇尾，康有为声称：“若镜、勉等，不过为通信驿卒，看店之等，非因大得失也。”[100]表面贬低总局的地位作用，其实是为弟子们开脱咎责。
该局实际主事者为《知新报》同人，如王觉任、陈士廉、刘桢麟等，而由王觉任总办。梁启超屡次用“散漫异常”“极其散漫”“未有人克称其职”等词句形容总局状况，批评其“不举行总会之实事”。他到檀香山两月余，“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金山来函，亦言久不得总会来信。各处皆然。”[101]梁启超连“港澳近日布置”亦“丝毫不能与闻”[102]，根本无法协同动作。为此，他建议加派人手，健全机构，分工负责，但情况不见改善。到4月下旬，他仍然批评“总会之事甚散漫，绝不成中央政府之形”[103]。自己“有事欲与总会相商，不知商于何人乃有力量”[104]。
王觉任母病归省后，徐勤接任总办，叶湘南、欧榘甲、罗伯雅、张棠荫、王颖初、韩文举、陈继俨、陈默庵、邝寿民、梁应骝（少闲）、何树龄等保皇会精英汇集澳门，人才济济。但直到5月下旬，梁启超还在抱怨“澳人不肯与我辈通一字”[105]。
梁启超与《知新报》诸人有些过节，受到慢怠，还算事出有因。然而后来康有为也同遭冷遇。“刚事”康再三函嘱，总局月余不应，“十七书皆不复，可怪。但言支款及加拿大事，四信皆然，如此哓哓，反置它要事于不理”。徐勤还以写信则不能睡觉为托辞，“但言不暇复信”。[106]甚至如何写信汇报情况，也要康有为反复指教：“不得轻率苟简，令吾无从揣测调度。”[107]而且“自正月以来，所有澳中存款若干，支出若干，并无报销。偶一问及，即以为有人攻击，申辩无穷”[108]。且不发各路军饷。康有为嘱购一幅地图，亦前后“五、六函追不得”[109]。急得他大骂徐勤：“汝既总办，我为总持，喉舌所通，事关至要，岂得以不暇委哉！”“如此做法，非小儿即是心乱，令吾忧极。”[110]
6月中旬，北方形势骤变，海外各埠及上海电函纷至沓来，唯独澳门音信杳然。邱菽园“日来问消息布置”，康有为无词以对，“消息且绝，况于起乎？”保皇会倾全力注西，而正军主将陈翼亭的行踪，主帅竟毫无所知，令“各人日夜狂思乱想，皆如梦中”。康有为气急败坏地迭函斥道：“天下岂有办事若此者乎！开小铺尚有所禀承，报信尚当详明。”[111]“开一剃头铺，尚有铺章，安有如许大事，而绝无章法如是乎！”[112]“今吾负天下之责望，当非常之机会，而消息绝塞，号令不行，一辈愚生以其愚忠如骄子之专恣乱舞，吾不知死所矣。”[113]迫不得已，他只好强命王觉任复出，总管内政，由叶湘南负责内事筹划、接复函电及综核理财，徐勤专办外交，应接志士，抚绥豪杰。可是局面仍无根本改观。
办事不力源于能力不强。保皇会骨干大都长于文笔而拙于任事，梁启超因而慨叹“同门无人才”[114]。徐勤、王觉任等抱病节哀，用功勤苦，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麦孟华、罗普及澳门总局先后主持策划暗杀行刺，费时年余，或一筹莫展，或击而不中。尤其是缺乏统揽全局，独当一面的将帅之才。韩文举“谨有余机变不足”；欧榘甲“文字之才也，难于共事”[115]，“于报才为长，而任事则非其长”[116]；何廷光笃信扶乩算卦；王觉任、陈士廉善决断，但或才短或量浅。
鉴于“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梁启超“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诸同门”[117]，主动请缨，要求前往主持大局。但康有为认为他“颇有轻听人言，因人之短而轻信之弊”[118]，未予批准。而且保皇会正副会长的用人意见不一，康有为、徐勤称麦孟华为天下才，梁启超则指其“太密而沉，此可以当一面自成一事之人，而非能统全局之人也”[119]。梁推崇徐勤，康有为又认为“实非镜之宽博沈密有谋之比”[120]。康重用王觉任，可是不仅梁启超颇有微词，各同门也觉得其“为人虽佳，然究短于才”[121]，难以服众。
办事无能，偏又个个自以为是，使得保皇会意见歧出，行动起来无所适从。梁启超催促容闳前往美洲协助借款，待其出发后，又函阻“以勿来为宜”[122]。澳门总局对康有为的指令也阳奉阴违。甚至对康有为本人的行动，众门生还纷纷指手画脚，“如径电勿来新坡，卓径电勿上香港”，则康只能“死于海中矣”。对于这种轻率随意地发号施令，康有为十分恼火，曾向徐勤抱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