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第9/15页)

保皇会借重的另一力量,是原台湾民主国内渡以及参与变法维新的官绅,如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康吾友、陈宝箴、岑春煊、熊希龄、郑孝胥、黄忠浩、张棠荫等。他们具有反清(或当朝执政)变政意向,要求改变政变后的政治现状,但并无义无反顾之志,与保皇会同道而不完全同心。如黄忠浩虽在反复劝说下同意加盟自立军,担任前军统领,却认为这种行动“目的虽对,方法不行”[160],态度消极。这些人在顺利时表现活跃,积极参与筹划,掌握地方枢要,唐景崧、俞明震分别担任广西、江宁的联络主持人,丘逢甲亦自愿具名于勤王檄文。一旦形势危迫,则或蛰伏不出,或袖手旁观,或但求自保,有的后来还参与镇压广西会党起义,屠杀昔日的同道。

第四节 聪明反被聪明误

用人不当,调度乖方,使保皇会的筹备工作大都停留于口头纸面,这是始终筹而不举的真正原因。然而,康有为一味虚张声势,自高身价,外借勤王军威鼓动捐款,内以财源充裕招诱群豪。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他妄称:“内地已有兵七十余万,新安廿余万,台湾万余人(百战之兵),南关万余,湖南廿余地人,长江各省卅余万,勤王之举,汲汲欲行。”“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呼吁美洲华侨捐款“千数百万”[161]。梁启超对其“常作大言”,吹嘘“在外得金几何,拥兵几何”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徒使人见轻耳”,劝以“权术不可不用,然不可多用也”。[162]但梁自己也不能洁身自好,他让澳门总局多致函各埠,“于筹款聚众两事,不妨稍铺张扬励也”[163]。

此风相沿成习,同门之间照样浮夸谎报。如康有为以“介、闲、勉合成一军”,应对梁启超关于粤事的询问,而当时徐勤尚未返港,陈士廉则滞留北京,“其所谓军者,必仍是识想所构造而已”,“实未有人也”。[164]后来徐勤三次就粤事答复梁启超,都说:“百事俱备,只欠东风。”梁直言不讳地批道:“弟窃疑其夸也”,“今东风固欠,而百事之未备者亦正多也”。从康有为的两次复函看,广东方面连最起码的购械运货之事“尚全无布置”[165],的确“去事尚远”[166]。

虚张声势的结果,虽得进款聚人之利,也令广大华侨的期望值与江湖豪强的贪欲心同步增长,大大超过保皇会的负荷力。华侨以捐款将个人利害与祖国安危相联系,“其数虽微,然其望则厚”,视勤王成败为民族存亡的关键。这种“捐钱则不能多,责望则极其大”[167]的局面,令保皇会势成骑虎。梁启超担忧:“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我若做事不成,犹有词以谢彼。我若无事可做,更何面目复见江东父老乎?”[168]

5月以前,华侨对勤王运动进展迟缓已有怨言,保皇会解释道:“今所以迟迟未发手者,以筹款、选将二者皆极要,而款未甚备,将未得人,故将有所待也。”[169]趁机要求华侨罗致人才,募集巨款。

6月以后,中外交战,华侨更加迫不及待,康有为担心再不举事,华侨群情激愤,但仓促行动,“又虑条理未备,而不能妄起”。为了摆脱窘境,他一面谎称广西容县会党暴动是保皇会举事,搪塞一时,哄骗邱菽园汇出余款,一面指示各路人马“总以速为主”,“不妨冒险”。“故在西起,虽败犹胜,以可得人心,又可筹饷也。”[170]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勤王大业,开始蜕变为招财进宝的障眼戏法。唐才常“徒以保皇会内外各人迫逼而举事,其时亦极多攻者,若不死亦见疑耳,今死后乃多称之。”[171]事后保皇会承认:“唐死,由日日接电催促起事,然实布置未周也。”[172]两广更加准备不足,连孤注一掷的本钱也没有,只能徒叹奈何。

保皇会盲目张大声势,坚持数路大举,又不肯与他人合作,且急于发动,只好走捷径图侥幸,实行“散款招伙”之策,“意在收罗豪杰,自不能无所滥竽,拔十得五,千金市骏马之骨,是亦不得已之事”。除心腹死士外,还要“旁收偏裨,以备牵应,或虽未深信,而不得不羁糜用之,免资敌致祸”。[173]结果“杂进群才”,“愈益滥支”。到6月报账时,“所开各人数,实堪骇异”。[174]《实际收到的海外捐款10万元已用去8万。康有为不得已,下令“尽购货不招伙”,“不须预招”,使“神不外散”,并改变前此“曲体人情,不必尽责高义”[175],补贴办事人小费家用的做法,紧缩开支。

7月,各路人马将起,纷纷催请饷械,保皇会支绌异常。康有为以“大事为杂款所累,竟不能举,失时失机。散漫不节甚矣”,进一步明确指示总局将所存9万元以7万购械,2万运动,并且“定束水刮沙之法,汰无要之款,以专济赴机之用,一切截止各事,亦截止各款”,办事人“但支月费”,“专办一事之人支二十金,书札奔走之人支十金”。[176]

然而,因摊子铺得过大,虽然“名出二三十万,而存款常乏,皆有饷无现款,皆应急而发,备左支右,备右支左,得前失后,后者未足,前者已尽,故空费极多”,根本无力兼顾长江。到11月,“大局虽未全失,然饷源实匮”[177],只得停办“累饷最大”[178]的粤局,以节靡费。

资财耗尽,一事无成,当时事后各方纷纷猜测指责康门师徒中饱舞弊。康有为顾及派别私利,不敢直言相告,其自相矛盾的种种辩解推诿,反而加重了人们的疑心,坐实这一桩公案。其实,保皇会或有挪用部分款项于不急之务,如办学校、书局、报刊、公司等,军情紧迫之际,梁启超曾以在港办铁器公司为名,倡议从檀香山、香港、新加坡“集股二十万”,称“此事乃两便之道,以生意而论,亦不坏。而借以助我正事,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尤大便也”[179]。对勤王大计三心二意,不免自私自利之嫌。但保皇会款绌的主要原因在于虚糜太甚,“空费极多”。该会原计划筹款百万,实际到手30余万。截至6月底,除邱菽园的12万外[180],各地捐款汇到香港的仅5万5千。

海外募捐,往往认捐快而缴款慢,费用又高。康有为曾抱怨道:“计檀山及南中各埠可得廿余万,惟皆未交(今一切全藉邱力,可以此动大众)。美埠甚多,何所得之区区乎?”[181]梁启超在檀香山筹款八九万,到6月中旬,实际收集的不过4万,寄往港澳和日本的只有2万。

鉴于“似此尺进寸退,终不能成大事”[182],梁启超只好转而设法通过美国人借贷,先联系名鲁云之人,后以其不甚诚实,又以2万金委托美国人赫钦到纽约办理千万元的巨额借贷,并以此为大举成功的希望。[183]他一再函告康有为、邱菽园、唐才常、梁炳光和澳门总局,建议等到8月借款事成再行发动。然而,款未到手,2万本金也付诸东流。平心而论,康有为的辩解虽暗藏损人利己之心,关于捐款用途的说明则大体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