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议会第三章中国议会（第10/19页）

第六节　各方关系

中国议会存在前后不过月余。自立军败，清政府从查抄的文件中发现大量牵及国会的证据，指名通缉，容闳、汪康年、吴保初、丘震等被迫出亡或隐匿，国会即告解体。但由于它集合了国内主要的新党势力，又得到海外革命、保皇两大政派的支持，计划以民间力量组织新政府，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相当重大。这从国会与各方的关系可见一二。

保皇会方面，虽然康有为列名国会，但始终将重心放在两广，对自立军未予全力援助。他和容闳关系较好，对唐才常借勤王以兴民政的联合大举方针予以默认，对汪康年等人则心存芥蒂。自立军失败后，康有为听信传闻，认为：“汉事之败，由汪康年一人之泄。而诛死数千人，惨不可言！”[139]1900年11月26日“此事全由汪康年之泄，或以为出邱震来，硬坐东文译社，考察踪迹，故致泄露。”“汪尾唐后而入鄂，一搜而得据，故尽败。”其实汪再度入鄂的目的，应是设法收拾自立军余烬。保皇会的徐勤等人更因此而试图毒杀汪康年，因康有为不赞成而作罢。[140]

汪康年的确因自立军一些头目的投诚行为与清政府有些瓜葛。张尧卿致汪康年函谓:

前呈辜君之函，未及晤谈，甚为歉仄。如执事饬人去宁，必须秘密，恐为作恶辈所知，又多一番疑忌也。余道宪所禀弟等之事，已奉刘岘帅批准，免于追究，咨请鄂督湘抚销案。至发给公文护照至各处解散胁从，尚在酌议。颜梓琴统领今日去宁见制军时，必面陈一切，俟乃君返沪，再定行止。[141]

在此前后，张尧卿帮助清方诱捕师襄，汪康年也是知情者。

不过，汪康年暗助张尧卿，别有隐情。罗振玉记:

有湘人李某者，任上海某局文案，亦与闻长江事，惧连染，乃诣江督告密，谓事变由会匪煽动，簿其名以上，且自请捕之。江督许焉。时汪君穰卿主《中外日报》馆，已练达世事，议论日趋稳健。顾平日负侠气，闻而不平，谓会匪诚可诛，然既与同谋，败而下石倾险，孰甚焉？乃阴资诸会匪纵之去。某愤甚，于是又以汪某实为首领告。穰卿时方在白下，不知已遭刊章。其友陶矩林观察（森甲）知之，不义其乡人所为，密卫穰卿出险，并以实语江督，某乃接浙去沪。[142]

自立军失败后，汪康年帮助到沪的会党成员逃往香港，因此遭到清方的追究。

闰八月，先生因事至南京，江督刘岘庄制军忽误信蜚语，疑先生有异图，遣一武员率兵至先生寓所之客栈，闭门大索。幸先生先已得讯，急微服出通济门，附内河航船，由句容、丹阳经常州达苏州，改附小汽船至上海。事后始知刘制军既索先生不得，复派数十人至下关，遇有登汽船之旅客，均加以穷诘，期于必获云。先生后致书刘制军，辨明其诬。刘制军亦知为人所误，其事乃已。[143]

夏曾佑认为汪康年“得罪两面，实可虑。当设法散释一面，择其急者”。“我等总以二面均绝不与闻为长策耳”。同时感到“彼党仇公，毫不足虑，并防备亦不必。彼不能刺双火、君瑞而能刺公哉？刺贵人，勿刺平民”。[144]戊戌后，保皇会中只有梁启超经人调解，与汪康年尽释前嫌，极力支持唐才常的中原联合大举。汉口自立军败，他刚好抵达上海，和国会的狄平、赵从蕃、丁惠康及井上雅二等人积极设法营救被捕人员。

国会与孙中山革命党的关系值得深究。该会中容闳、汪康年、汪有龄、周善培、文廷式、郑观应、唐才常等前此与革命党人有过交往，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政治选择。唐才常最早向革、保两派提出求同存异、联合并举的纲领计划，并得到孙中山、梁启超的支持拥护。1900年5月，孙中山接受梁启超的劝说，同意联合阵营顺应时势，使用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旗号。8月，他与归国参加长江起义的梁启超协调步骤，决定暂停广东军事行动，亲赴上海，参与中原大举。同行者还有化名张浍、高绣延的唐才常派成员。则孙中山赴沪，不仅出于先期约定，很可能还是自立会或国会的邀请。

汪康年一派也考虑过与孙中山的联合。东游归来，汪虽然认为孙中山无能为，但并未断绝与革命党的联系。1898年六七月间，还会见了孙的日本友人平山周、末永节等。[145]这与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因平山周是孙文党而不愿相见形成鲜明对照。[146]与汪关系密切的周善培，1899年在日本经梁启超介绍结识孙中山，他得知汪、唐有隙，不能通力合作，劝解之外，建议汪康年“中山许公宜常与之通消息，缓急亦有用者也”[147]。

国会筹备期间，汪派认真讨论过与各种力量的关系组合。夏曾佑关注“中山酒店重开否？对山文集重刻印否？”他认为不能指望张之洞、梁鼎芬，也反对依靠“欲翘然为首”“帝制自为”之人，而“自成一队，力既不能，时又不及”。对于革命党，他虽说“与中山合，此较妥”，但担心“事败则与俱败，事成则北面而侍人（中山处大约人材较众，皆教中人，非士大夫，故我辈不知）。唆使武负，此策无从行”。因而提议:

为今之计，与英、美、日相商定策，以兵力胁退□□，请□□亲政，再行新政。……若有革命党人不愿，可用意将革命、革政二党人化合为一宪政党人可矣。（只须宪法上立一条曰：凡满人所得之权利，汉人均能得之。如此则革命党又何求乎？）[148]

惠州起义时，周善培仍坚持“中山既有所举，吾党不可不赞之，不可复有嫌疑”，“中山倘西顾，必使人来而为恃……果有徒，仍宜赞中山”。[149]此后汪康年还向留日学生监督钱恂打听：“二雄合一，是否？二雄能再雄鸣否？”[150]则汪派与革命党虽然政见不尽相同，行动上却屡有合作的需求与愿望。

国会会长容闳与革命党的关系，始于和杨衢云、谢缵泰一派商议联合计划。1900年3月底到4月初，他在香港与谢、杨二人多次会晤，设法促成趋新各派的合作。4月4日，容闳离港赴美，谢缵泰致函孙中山，建议其在容途经日本时与之会晤。“为了防止各党派领导间的自私竞争和妒忌”，谢还推举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151]4月底杨衢云赴日与孙中山协商，6月孙中山赴新加坡与康有为洽谈，举容闳为联合党派主席当在议程之内。

尽管谢缵泰的提议既针对康有为等人阻挠合作，又含有报复杨衢云与孙中山争夺兴中会会长失势之意，但孙中山本人对此表示赞同。8月孙中山赴沪前，不仅对各派联合的前景充满信心，而且特别对新当选的国会会长容闳表示支持，称之为“众望所归的领袖”[152]。以后容闳还担任了兴中会的外交代表。至于文廷式，他于1900年春访日时，曾与孙中山讨论国事和起义事宜。[153]国会成立后，他还到长沙，在张尧卿的协助下，为兴中会散票。[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