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汉会第四章兴汉会(第6/11页)
孙中山虽然为兴汉会的成立感到欣慰,委任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又殷切款待远道专程来见的张尧卿,但对于将组织活动重心转向湘鄂,的确没有充分准备。其本意在于扩张势力影响,以广东为立足点,而以长江为响应。加上听到一些关于张尧卿的流言蜚语,毕永年又弃事为僧,更不敢倾全力投向长江。孙中山与湘鄂的联系主要得力于毕永年,他听说毕“愤世远遁,如失左右手,尝四处访寻不获”[79]。
从自立军后来失败的情形看,孙中山的谨慎事出有因。但如此一来,开始倾向兴中会一方的林圭,不得不再次调整对策,平衡于唐才常、孙中山之间,以维系共同大举的原案。由于双方实力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平衡政策必然有利于强劲的一方,无形中增强了唐才常的影响,使保皇会的支配力相应增长。加上1900年1月令海内外震动的废立之争骤兴,起到动员整个革新势力的作用,使勤王声势暴涨,长江流域的活动更加向着保皇会一方倾斜。
然而,正气会的外圈之事却时生阻隔,会中唐才常和汪康年两派之间一直不和。双方分歧的原因,主要不在宗旨策略,而在派系人事,特别是与康有为关系的亲疏。
唐才常以正气会联络各方,密谋兴师,与汪康年等人并无矛盾。甲午之后,中国迭遭重创,戊戌变法的一线曙光又被扼杀。开明士绅受传统民本观念和天下己任抱负的熏染激励,加上近代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对皇权的离异心增强,而民权的代表性扩张。从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可见,当时与之交往的士人官绅普遍怀有怨清反清的意识情绪。身为留学生监督的钱恂,认为中国士气扼于满人压制,1901年底拒俄运动兴起时仍说:“新政必无望,要此东三省何用?”[80]以彻底变革为图存先机。他还指刚毅等顽固党为“中国之忠臣”,因为他们的倒行逆施反激出新政议论,甚至说,俄国“近来学生囚三百余人,请看五年之内,俄国必有起色”。“去年汉口止杀二三十人,故士气不振。若尽杀容闳、严复、张通典、陶森甲辈,今日士气必大盛。”[81]他们纷纷采取行动,以拯救危亡。其不顾朝廷禁令,毅然集会结社这一事实,已经表明了独立立场和行动方针。
在争取合法地位的同时,他们试图结交下层秘密社会,以达到政治目的。尽管多数人不赞成排满,主张以革政代革命,却并不反对动用武力,也不排除宪政,甚至可以接受共和及联邦体制。用《正气会序》这类公开文献来否认有关组织或个人反清密谋的可能性,甚至否认中国议会成员的武装勤王宗旨,都不免忽略了政治文件所含宗旨与策略的两重性,低估了绅权与皇权在相互依存之外还有彼此制衡的一面,由此产生的忠君观与圣王观也是互为联系约束。正气会之下,不仅唐才常努力联络会党豪强,汪康年、叶瀚、周善培等也积极发动江淮川鄂的民间武装。其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历代士大夫在国难当头之际常规表现的重演,只是受西方近代政治观念的影响,增加了新的取向。他们觉得保皇、革命均有所偏颇,虽然奉光绪为趋新象征,却并无保皇派的固执,既可推之为总统,也准备弃而另选其他有声望之人。[82]康有为的存在,反而成为他们任意发挥的障碍。
正气会内部的派系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组织分化,对该会和与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的关系产生很大影响。由于正气会组织发展艰难,唐才常不久即将干事长一职让给叶瀚,自己为避免行动掣肘,避开汪康年等人,全力经营内圈之事。以后又将筹备活动一分为二,用1899年5月与梁启超等人共同创立于日本横滨的自立会的名义,联络组织长江会党,设中国议会联络开明士绅。汪康年等则自行其是,在川、鄂、皖、江淮等地联络会党。因此,后来与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主要是与唐才常等联系,而与江浙派士绅的关系相对较少。
一时冲动而弃事的毕永年果然“终无死心”,再度“起而救世”,参与筹划自立会。因唐才常依然坚持与康有为保持关系,毕永年又一次愤而离去,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参与兴中会的起义密谋。1900年7月15日他致函宗方小太郎,提出:
惟台湾之事,全赖先生注意成之,或乞先生偕中山氏往台一行,或即留中山寓于台地。彦愿力任闽中之事,而与服部君及粤中诸豪联为一气,或不甚难。因彦之友多在五虎口、华秋、电光、射马、长门、金牌、闽安诸炮台及马尾、南台诸营中者,但得佳果五千枚,便可消暑热。彦虽无救焚拯溺之材,然台中既得先生及中山之布署,而粤中又有服部之肆应,或者其有成乎?
孙中山与刘学询、李鸿章等人密谋广东独立,毕永年有所响应,他函告平山周:“李鸿章氏已出条教,大有先事预防之意,或纳粤绅之请,其将允黄袍加身之举乎?然天命未可知也。日内又查察满洲人之流寓户口,未审有何措施?此公老手斫轮,如能一顺作成,亦苍生之福。”[83]据说还一度参与惠州起义的筹划。
不过,毕永年与兴中会之间似乎总有些隔阂,终因不合,跑到广州,卖掉西服,着僧装,寄身某禅林。留书同志曰:“他日有奇虬巨鲸,大珠空青,任吾大陆破坏之责者,其人今或为僧也耶?吾方入其群以求之。”[84]“实寓革命于僧界中”。不久以病殁,葬于广东罗浮山。民国成立后,1913年1月,由其后人徙骨殖返湘。途经上海时,同志曾假湖南会馆开会追悼之。[85]
毕永年离去后,孙中山与湘鄂哥老会的联系有所削弱。加上康有为的阻挠和康门弟子的傲慢,两派合作计划一再受挫,孙中山更集中精力筹备惠州起义。不过,孙看出康与梁启超、唐才常之间有异,将他们区别对待,又希望联合大举成功。即使从策略上考虑,他也需要多一条办事途径,以为回旋余地和政治筹码,而不能死守惠州一隅。这是自身力量严重不足的孙中山在风云诡谲,各派纷起竞逐的庚子政局中,保持独立地位,并设法追求实现宗旨目标,扩大影响的要诀。而林圭等人的态度及其与容星桥的协调合作,使孙中山感到汉口仍有可图。因此,尽管新加坡宫崎寅藏等人被捕事件使孙、康两派势如水火,直到惠州起义前夕,兴中会仍然试图争取澳门保皇会总局的支持。汉口自立军更包含于兴中会的方略计划之中。
第五节 影响犹存
1900年8月底,孙中山由日本冒险回到上海。此行目的之一,应是践梁启超前约,相机参与长江大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