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汉会第四章兴汉会（第7/11页）

6月，孙中山决定赴新加坡，与宗旨相乖的康有为洽商合作事宜。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很可能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的劝说，同意联合阵营采用勤王旗号，没有坚持要求康有为放弃保皇，皈依革命，而是在承认双方宗旨分歧的前提下，寻找共同路线。同时，孙中山又并非容纳康的保皇主张，而是接受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借勤王以兴民政。现行专制制度必须改变，实行宪政，至于具体形式，则依据形势的变化而定。而且兴中会本身不使用勤王旗号。惠州起义时，义军借诸报端，宣称：“发誓驱逐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86]

当联合请求再度遭到康有为拒绝时，孙中山暂时打消了对康本人的寄望，却依然对其他维新志士抱有信心。七八月间，梁启超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途经日本，与孙中山会晤。[87]恰好这时孙中山因广东经略受挫，处境艰难，“心中对南方之事似早已感到绝望，想亲自在中央地区掀起波澜”[88]，遂决定暂停广东行动，赶赴上海。临行前发表谈话，希望“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尽管他声称此行“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89]，实际上准备自立军大举后相机加入或响应。

孙中山欲亲自参与长江联合大举的意向和行动，表明他对兴中会在汉口的影响力抱有信心。从实际情况看，此举并非病笃乱投医，更不是弃兴中会而转靠他人。要弄清这一点，找出兴汉会的作用当是关键。

有学者认为，到1900年春，兴汉会事实上就消亡了。[90]形成这种看法，一是由于冯自由等人的著述夸大了唐才常与康有为的一致性，以及唐与孙中山的政治分歧，忽视了孙、唐之间的政治妥协及其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包括与梁启超），将哥老会首领加入正气会、自立会，简单地视为倒戈或被保皇派夺走。其实，会党首领一般不重视宗旨分歧与政治派属关系，只能依据其具体活动与各派联系的程度来判断定位。二是对兴汉会的组织有所误解。与以新兴势力为主体的政治团体不同，兴汉会作为兴中会与下层秘密会社的结盟，除了名义上奉孙中山为总会长以及奉行兴中会的纲领外，并未组建统一机构，其他未参与结盟会议的首领会众，也无须履行入会手续。既然根本没有过组织实体，也就无所谓消亡。而林圭和容星桥的存在，构成这些哥老会首领与兴中会联系的牢固纽带。

如前所述，林圭到汉口后，与容星桥合作创办义群公司，联络会党，其基础就是与盟兴汉会的各位首领，因此林圭奉孙中山为该公司的领袖。可以说，义群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兴汉会系统在汉口的组织机构，只是由林圭、容星桥等人主持。

1900年4月，为解决经费困难，林圭、李云彪、杨鸿钧到上海与唐才常计议，创开富有山树义堂，散布富有票。[91]票据上所写内外号中的绝句，据说就是孙中山为兴汉会所拟起义时的联络暗语。[92]这至少表明他们无意割断或摆脱与孙中山、兴中会的联系。

结盟兴汉会的成员当中，杨子严（鸿钧）、李金彪（云彪）在富有山堂位居正龙头，兴中会广东分会负责人王质甫和毕永年列名副龙头[93]，辜仁杰任总堂。仁杰即人杰，字洪恩，是驻南京湘军总兵杨金龙部的副将。或谓人杰与洪恩为二人，实为一人。据《自立会人物考》，有辜万年者，字鸿恩，长沙人。井上雅二明确记道：辜人杰改名万年。[94]另外，列名盟堂的柳启宾、谭翥，当为柳秉彝、谭祖培。柳秉彝为宫崎题诗时自署长沙人氏。据张篁溪辑《戊戌政变后继之富有票党会》：“柳启宾，长沙人，年四十余岁，身材中等，与辜人杰即鸿恩一路的。”[95]谭字凤池或凤墀，长沙人。另有名谭树者，乃靖江口人。列名盟证者为张尧卿，即张灿，名光曦，又名张义年。《自立会人物考》称其“名未详，以字行”。但据李英供称：“张尧卿即张义，去年由香港、汉口回长沙。”[96]李权杰似为李堃山，又名李正山，岳州人，未列山堂名单，张篁溪称其总办岳州、华容、平江、羊楼峒一带。这批人地位的显要，表明兴汉会的基本格局得到了肯定与维护。

冯自由说，因保皇会没有及时汇款，“李云彪、杨鸿钧等先离异，辜鸿恩则发贵为票，李和生则发回天票，各自为谋”[97]。因而有人认为与盟兴汉会者后来逐渐脱离了自立军。细查史料，事实并非如此。

据井上雅二日记，中国自立会的部署，长沙为首者杨鸿钧、张灿，岳州、新堤为首者谭凤池，均为结盟兴汉会之人。另据唐才中供称：李金彪、杨鸿钧一直在上海办事。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致函唐才常、狄平，仍以杨、李作为与徐怀礼对应的湘鄂义军首领。7月，兴中会与李鸿章、刘学询等合谋广东独立，李云彪、杨鸿钧等也到广东、香港。毕永年函告平山周:

李胡子已去肇庆、广安水军中，大约一二礼拜可回省城。……闻杨胡子偕萧姓到港，必谒仁兄，未知有何言，乞勿以秘密告之，因杨材劣，而萧姓又新交也。弟日内集诸同志，咸踊跃听命，弟欲乘此机，一一深结之，俾勿冷其心意。[98]

这两人年长位尊，但不通文墨，实际负责的是张灿。张“本世家子，而又通会门”[99]，“工书法，能文章”，“为人饶有才具，深通军事，在会党中甚有声望”。[100]林圭称其“足智多谋，遇事有把握，实驾群兄而上之”，向孙中山力保，请其用而不疑。[101]谭翥亦为“江湖豪杰中甚热心任事者”[102]。辜人杰更是自立会在南京的关键人物，“在武官方面，由辜人杰作中介，联络了杨金龙、赵云龙等，使之为自立会的事尽力”[103]。当时会中人戏称之为“五省钦差大人”[104]。他们不但没有脱离自立会，而且始终扮演重要角色，担负重大使命。自立军兵败，谭翥就义于长沙，辜人杰在江宁自首，被押解到湖北处决。[105]李云彪、杨鸿钧亡走广东，后被捕圉死狱中。柳秉彝、李堃山则下落不明。[106]

一些会党首领在筹备自立军起义的同时，继续为兴中会办事。七八月间，张尧卿曾协助文廷式到长沙“办孙革命党的事”[107]

。可见兴汉会成员参加自立军，不等于倒向保皇派。自立军失败，张尧卿曾助清政府诱捕师襄。[108]1900年12月22日刘坤一复谭钟麟函称:

承示富有票匪张尧卿、易敬臣、李和生三人，现在上海投诚，拿获盗匪数名，并帮同诱获大头目师中吉以自赎罪。旋因湘、鄂饬缉甚紧，密电余道将该三人镣钉解宁监禁，听候迎提，一面据该道禀转电香帅、廙帅为之乞恩。嗣得廙帅复电，免其解湘，始行释回上海，仍交余升道督拿要犯，此时未便再由敝处拿解，有失大信而碍政体。如经湘省续获解到江宁，谨遵台命，即饬沿途水师递护，以免疏虞。[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