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汉会第四章兴汉会(第7/11页)
6月,孙中山决定赴新加坡,与宗旨相乖的康有为洽商合作事宜。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很可能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的劝说,同意联合阵营采用勤王旗号,没有坚持要求康有为放弃保皇,皈依革命,而是在承认双方宗旨分歧的前提下,寻找共同路线。同时,孙中山又并非容纳康的保皇主张,而是接受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借勤王以兴民政。现行专制制度必须改变,实行宪政,至于具体形式,则依据形势的变化而定。而且兴中会本身不使用勤王旗号。惠州起义时,义军借诸报端,宣称:“发誓驱逐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86]
当联合请求再度遭到康有为拒绝时,孙中山暂时打消了对康本人的寄望,却依然对其他维新志士抱有信心。七八月间,梁启超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途经日本,与孙中山会晤。[87]恰好这时孙中山因广东经略受挫,处境艰难,“心中对南方之事似早已感到绝望,想亲自在中央地区掀起波澜”[88],遂决定暂停广东行动,赶赴上海。临行前发表谈话,希望“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尽管他声称此行“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89],实际上准备自立军大举后相机加入或响应。
孙中山欲亲自参与长江联合大举的意向和行动,表明他对兴中会在汉口的影响力抱有信心。从实际情况看,此举并非病笃乱投医,更不是弃兴中会而转靠他人。要弄清这一点,找出兴汉会的作用当是关键。
有学者认为,到1900年春,兴汉会事实上就消亡了。[90]形成这种看法,一是由于冯自由等人的著述夸大了唐才常与康有为的一致性,以及唐与孙中山的政治分歧,忽视了孙、唐之间的政治妥协及其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包括与梁启超),将哥老会首领加入正气会、自立会,简单地视为倒戈或被保皇派夺走。其实,会党首领一般不重视宗旨分歧与政治派属关系,只能依据其具体活动与各派联系的程度来判断定位。二是对兴汉会的组织有所误解。与以新兴势力为主体的政治团体不同,兴汉会作为兴中会与下层秘密会社的结盟,除了名义上奉孙中山为总会长以及奉行兴中会的纲领外,并未组建统一机构,其他未参与结盟会议的首领会众,也无须履行入会手续。既然根本没有过组织实体,也就无所谓消亡。而林圭和容星桥的存在,构成这些哥老会首领与兴中会联系的牢固纽带。
如前所述,林圭到汉口后,与容星桥合作创办义群公司,联络会党,其基础就是与盟兴汉会的各位首领,因此林圭奉孙中山为该公司的领袖。可以说,义群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兴汉会系统在汉口的组织机构,只是由林圭、容星桥等人主持。
1900年4月,为解决经费困难,林圭、李云彪、杨鸿钧到上海与唐才常计议,创开富有山树义堂,散布富有票。[91]票据上所写内外号中的绝句,据说就是孙中山为兴汉会所拟起义时的联络暗语。[92]这至少表明他们无意割断或摆脱与孙中山、兴中会的联系。
结盟兴汉会的成员当中,杨子严(鸿钧)、李金彪(云彪)在富有山堂位居正龙头,兴中会广东分会负责人王质甫和毕永年列名副龙头[93],辜仁杰任总堂。仁杰即人杰,字洪恩,是驻南京湘军总兵杨金龙部的副将。或谓人杰与洪恩为二人,实为一人。据《自立会人物考》,有辜万年者,字鸿恩,长沙人。井上雅二明确记道:辜人杰改名万年。[94]另外,列名盟堂的柳启宾、谭翥,当为柳秉彝、谭祖培。柳秉彝为宫崎题诗时自署长沙人氏。据张篁溪辑《戊戌政变后继之富有票党会》:“柳启宾,长沙人,年四十余岁,身材中等,与辜人杰即鸿恩一路的。”[95]谭字凤池或凤墀,长沙人。另有名谭树者,乃靖江口人。列名盟证者为张尧卿,即张灿,名光曦,又名张义年。《自立会人物考》称其“名未详,以字行”。但据李英供称:“张尧卿即张义,去年由香港、汉口回长沙。”[96]李权杰似为李堃山,又名李正山,岳州人,未列山堂名单,张篁溪称其总办岳州、华容、平江、羊楼峒一带。这批人地位的显要,表明兴汉会的基本格局得到了肯定与维护。
冯自由说,因保皇会没有及时汇款,“李云彪、杨鸿钧等先离异,辜鸿恩则发贵为票,李和生则发回天票,各自为谋”[97]。因而有人认为与盟兴汉会者后来逐渐脱离了自立军。细查史料,事实并非如此。
据井上雅二日记,中国自立会的部署,长沙为首者杨鸿钧、张灿,岳州、新堤为首者谭凤池,均为结盟兴汉会之人。另据唐才中供称:李金彪、杨鸿钧一直在上海办事。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致函唐才常、狄平,仍以杨、李作为与徐怀礼对应的湘鄂义军首领。7月,兴中会与李鸿章、刘学询等合谋广东独立,李云彪、杨鸿钧等也到广东、香港。毕永年函告平山周:
李胡子已去肇庆、广安水军中,大约一二礼拜可回省城。……闻杨胡子偕萧姓到港,必谒仁兄,未知有何言,乞勿以秘密告之,因杨材劣,而萧姓又新交也。弟日内集诸同志,咸踊跃听命,弟欲乘此机,一一深结之,俾勿冷其心意。[98]
这两人年长位尊,但不通文墨,实际负责的是张灿。张“本世家子,而又通会门”[99],“工书法,能文章”,“为人饶有才具,深通军事,在会党中甚有声望”。[100]林圭称其“足智多谋,遇事有把握,实驾群兄而上之”,向孙中山力保,请其用而不疑。[101]谭翥亦为“江湖豪杰中甚热心任事者”[102]。辜人杰更是自立会在南京的关键人物,“在武官方面,由辜人杰作中介,联络了杨金龙、赵云龙等,使之为自立会的事尽力”[103]。当时会中人戏称之为“五省钦差大人”[104]。他们不但没有脱离自立会,而且始终扮演重要角色,担负重大使命。自立军兵败,谭翥就义于长沙,辜人杰在江宁自首,被押解到湖北处决。[105]李云彪、杨鸿钧亡走广东,后被捕圉死狱中。柳秉彝、李堃山则下落不明。[106]
一些会党首领在筹备自立军起义的同时,继续为兴中会办事。七八月间,张尧卿曾协助文廷式到长沙“办孙革命党的事”[107]
。可见兴汉会成员参加自立军,不等于倒向保皇派。自立军失败,张尧卿曾助清政府诱捕师襄。[108]1900年12月22日刘坤一复谭钟麟函称:
承示富有票匪张尧卿、易敬臣、李和生三人,现在上海投诚,拿获盗匪数名,并帮同诱获大头目师中吉以自赎罪。旋因湘、鄂饬缉甚紧,密电余道将该三人镣钉解宁监禁,听候迎提,一面据该道禀转电香帅、廙帅为之乞恩。嗣得廙帅复电,免其解湘,始行释回上海,仍交余升道督拿要犯,此时未便再由敝处拿解,有失大信而碍政体。如经湘省续获解到江宁,谨遵台命,即饬沿途水师递护,以免疏虞。[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