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5/17页）

10月27日，由欧榘甲主笔的《清议报》馆火灾被毁。11月2日，林霭云抵达横滨，与欧榘甲密谈。11月8日，欧榘甲离开横滨前往香港和康有为商议善后。[47]11月14日，冯镜如也前往香港与康有为商议今后报馆的处置。冯氏坚持保皇立场，当不能容忍欧榘甲继续鼓吹革命，所以欧榘甲不能回任，文章也不能续完。1900年初，欧榘甲赴加拿大前在香港曾与唐才常再度聚首[48]，后又由加拿大转往英国，据说还一度回国任事。[49]1900年2月22日，代替欧榘甲为《清议报》主笔的麦孟华抵达横滨接任。[50]

勤王失败后，欧榘甲和徐勤、梁启田等人被派往旧金山主持《文兴报》事。冯自由各书关于梁启超等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人离合的种种说法，如上书康有为劝退为徐勤告密以及欧榘甲撰文论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被发配美洲等，虽然事出有因，但揣测之词甚多，中间环节缺失不少。

冯自由所记，也有蛛丝马迹。壬寅十月、十一月，梁启超曾数次上书康有为，所言当包括与革命党合作事。此事令康震怒。1902年康有为因梁启超“决言革命”，复函徐勤称：“己亥汝责远之决绝，且安有身受衣带之人而背义言革者乎！”[51]则1899年梁启超曾因言革而遭到徐勤的坚决反对。冯自由诸说，当由这些事实因缘而来。

第三节　勤王与民政

梁启超等人的“言革”倾向受到康有为的压制，不得不有所收敛，上书引过。但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函徐勤，仍然揪住梁启超不放，责其“违命”“专谬”[52]。所说从梁启超的几封信可以得到印证。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在致《知新报》同人信中反躬自省：“弟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表示要“痛自改悔”，每日以克己、诚意、主敬、习劳、有恒等五事自课，以去病根。同月23日致函康有为，又讲读《曾文正公家书》而“猛然自省”的心得:

觉得近年以来学识虽稍进，而道心则日浅，似此断不足以任大事。因追省去年十月十一月间上先生各书，种种愆戾，无地自容。因内观自省，觉妄念秽念，充积方寸，究其极，总自不诚不敬生来。先生去年所教，真字字药石，而弟子乃一向无所领会，甚矣堕落之远也。

所说之事，不仅是汇款疏慢，以误大事，显然还包括宗旨的分歧甚至组织的异动。所以梁启超在4月29日复康有为函中说：“弟子前此种种疑忌肆谬，今皆自省之（此字除出诸自由不服罪外，余皆自知），愿自改之。”

不过，梁启超的忏悔，似乎仅限于对待康有为的态度应当保持尊师的恭敬，并非完全放弃宗旨和组织方略的权宜变化。所以接下来又明确表示：“至于同门不同门之界，弟子仍持前说，不敢因噎废食”，主张“办天下之事，须合天下之才，然同门之圈限已定而有尽，不同门之圈限未定而方长”[53]，并坚持自由之说。他从檀香山函告孙中山以“从权办理”，这也就是他前此所说：宗旨务求独立，方略随时变通。[54]其“随时变通”不仅对孙中山而言，对乃师同样如此。

立储事件后，保皇会加紧勤王筹备，但勤王的成败系于光绪的安危，而保皇会恰恰无法保障光绪的安危。其时关于光绪病重的传闻不绝于耳，对此康有为可以不顾一切，梁启超却对勤王的成功与否以及如何应对局势变化表示担忧。1900年4月13日，他致函康有为，讨论勤王方略之后，谨慎而明确地提出两点疑问，希望康有为明确答复：其一，

我辈所以如此千辛万苦者，为救皇上也。从南方起事，去救皇上，实际尚极远。如何然后可以使皇上脱离苦海，将直捣北京乎？我之兵力能敌荣下五军否？即能敌之，俄人岂能不出而干涉，以我乌合抵俄虎狼，必无幸矣。俄噬北京，实践其势力范围，英、法岂肯坐视，是使我功败垂成也。若先画江以待力足，则我皇忧病之躯，能待我乎？先生所以处此者，望告。

其二，

现时皇上既已呕血，外使觐见，言天颜憔悴异常，想病重久矣。……先生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然果万一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弟子亦欲闻之。今日危急哀痛之极，又当百事草创之时，不能不鳃鳃虑及也。[55]

康有为如何答复，从4月29日梁启超对其来书的复函中可以窥知大体。梁的答书全面反映了师徒之间的宗旨分歧，针对康有为“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的表态，梁启超直截了当地予以反驳，声称自己始终不放弃自由之义，“窃以为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而且梁启超所说的“自由”，

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奴隶性属于受者（施者不足责，亦不屑教诲，惟责教受者耳）。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

他反对康有为借“自由”一词的翻译不妥而“诋其意”，“要之，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

康有为“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并指梁启超“染日本风气而言自由”，梁辩解道:

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虽然，此不足援以律中国也。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而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

他坦然自认鼓吹法国革命并非受日本的影响，相反，“日本书中无一不谈法国革命而色变者，其政治书中无不痛诋路梭者。……而至今之独尊法国主义者，实弟子排各论而倡之者也。”[56]“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中国数千年无自由，历代鼎革之惨祸，也不在法国之下。“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而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苟有爱天下之心者，于此二者，宜何择焉。”

康有为坚持欧洲近代文明与法国革命无关，梁启超对此表示“甚所不解”，并引据《泰西新史揽要》等书所载相关史实，力证“法国革命影响于全欧者多矣”，所以“泰西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更形象地称法国革命为“十九世纪之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