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7/17页）

其时康有为远在印度，对保皇会会员尤其是万木草堂嫡系弟子纷纷言革的情形不甚了然，但曾经有过言革之举的梁启超的言行引起他的警惕。1902年春，康有为致函梁启超，“告诫以革命、保教、大同等诸义”。梁启超虽然觉得“此事有甚难言者”，还是复函详细阐明自己的意见。关于大同，因为其改信国家主义，在论国家思想时将大同说拿来作衬，忘记此说在中国为乃师发端。他指出大同学说“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而驳之者，亦不下数十家，近人著书几无不引之，无不驳之”，并非故意攻击康有为，而且保证此后“断不复有此等语在报中矣”。

然而，至于“真有难言者”的“民主、扑满、保教等义”，关乎政见宗旨的大是大非，梁启超决不轻言服从，他坦率地表示：“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心沥胆一论之。”这篇“披心沥胆”的答书，可谓梁启超有心与乃师立异的政治宣言，他声言:

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

不但如此，梁启超还宣称其主张并非一己私见，而是代表同门的公意。对于康有为畏惧的“破坏”，梁启超自己“亦未始不惧”，

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欧在《文兴》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于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

接着，梁启超更在谁能反映全党公意的问题上挑战康有为的权威:

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至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必全党人同意，然后可以发言。无论党人分处四方，万无作成一文，遍请画诺，然后发刻之理。即以党人之意论之，苟属立宪政体，必以多数决议，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君勉来一书，并呈上，其言亦如此矣）。然此决非好与先生立异者，实觉此事为今日救国民之要着而已，望先生听之，以大度容之为盼。[74]

读过梁启超的来函，康有为觉得大事不妙，立即采取措施，他致函各地弟子，告诫其严守保皇立场，并观察反应。不久，康有为陆续收到各处弟子的来信以及寄来的《文兴报》等报刊，对于弟子们“极发自立之事……以为鼓动”大为担忧，惊呼：“何为出此亡国奴种之言也？”痛斥弟子“不学而误读书”，法、美革命自立的情势与中国绝不相类，革命自立必然导致中国分裂而亡国，并以印度分立致亡为据，主张“保全国而合大群，求民权而立宪法”。其中“或以中国政府纷乱，必不能保全中国，思有以振倡人心，则不得不借扑满革命为名以耸之，犹日本之变法，先借排幕为名，实不得已也”，当隐指梁启超，而“妄言广东自立”，“详论之至二十七篇”，则明指欧榘甲。[75]

保皇会会员肆无忌惮地“猖狂言革”，令康有为感到事态极为严重。1902年6月3日，他复函徐勤:

近得孟远决言革命，头痛大作，又疟发□，复得汝书，头痛不可言。汝等迫吾死而已。欲立绝汝等，又不忍，不绝汝又不可，汝等迫死吾而已。……吾始于同门中，以汝为忠毅可倚，今汝若此，吾何望矣！今不能转人，乃致为人所转，吾志自立，义自定，岂关他人之何如耶？……所言啖饭尤谬陋，任大事岂为啖饭处耶！且今译局成，次望商会，岂不言革，则无啖饭处耶！议民权政权，制立宪，无不可言，何必言革。《新民报》原甚好，但不必言革耳。

痛心疾首之余，显出几分恼羞成怒。为此，康有为对弟子们下了最后通牒:

总之，我改易则吾叛上，吾为背义之人。皇上若生，吾誓不言他。汝改易，则为叛我。汝等背义之人，汝等必欲言此，明知手足断绝，亦无如何，惟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无多言。将此示云及远，并示力。[76]

同日，康有为又致函罗璪云，告以“今天之言革命者，其极亦[不]过欲得成立宪政治，民有议政权耳。若皇上复辟，则自然而得之，不待兵乎。若必用革命军起，则各省、各府、各县人人各起，谁肯相下，吾四万万人自相屠毒，外国必借名定乱而入取吾地。……是我等不独不能自保，而反自鬻之也”。“今四境无事，勤王亦不能起，若圣主犹存，天命尚在，岂可言革。但一荣禄在，除之即可复辟。”至于“扑满之说”，其认为“尤为无□[稽？]”。并且表示:

仆亲承衣带之诏，愧不能救主。若革命说，则他人之妄想，仆不敢从也。即门人各报，时有他论鼓动人心，然实年少，阅历未深，忿激过甚者耳。且恐上有变，则为此耳。若今日施之实事，实未能行。苟然皇上已遭变，而又数年之后，全国民智大行，内地人有雄心，饷械大积，万不能言此，妄为举动，徒去人才及费大饷耳。仆一切皆经阅历之言，固未敢妄动，尤不肯言革，惟君明照其故，将此布告同志。今惟有成就商会公司，厚积饷源一事。若饷源大集，则进退裕如，无所不可。[77]

由此可见，勤王保皇在康有为已成筹款的托词。不过，尽管他对于弟子们纷纷改弦易辙肆意言革之事十分震怒，开始仍然想内部解决，以免引起保皇会组织的分裂。

恰在此时，康有为收到加拿大保皇会的来函，得知华侨为广西、直隶等地的民变所激励，情绪日益激进，遂于6月11日函告李福基等人:

皇上舍身救民，至今无恙，天命攸在。吾会全以保皇为宗旨，累电救主，既著成效，岂有半途而废者乎！望告同会中人，勿为异说所惑，自生变乱。……凡乱党中，即日假借汉人民权言以鼓人从之作乱耳，实则其魁皆有君主之心，徒借吾四万万人头颅，以供彼君主之欲。不观于法国之拿破仑乎，天下安得有华盛顿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