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20/29页）

一、组织：澳门的机构不再担任总局角色，而与商务公司的办法相匹配，以横滨和香港为总局。所以后来谭良称：“总局昔分港澳，今尚分滨港。”

二、人员：“昔之镇港局为何穗田、王镜如、邝寿民，去年（按：1904年）坐镇港局者，则增徐士芹、梁启田二君，何、王则在澳为多焉。”[240]这一变动，既考虑到形势的变化，也是为了化解港澳与滨沪的宿怨。

三、权力：采纳梁启超的设计，商会公司于总理之上另设正副督办，以专事权。正副督办由康有为、梁启超担任，总理、协理、管库等职应由何穗田、梁铁君、叶恩、邝寿民、康有霈分任。

四、应办各事：1.办报，在香港发刊《商报》，由徐勤主持；在上海发刊《时报》，由罗普、狄平主持。

2.办学，徐勤在九龙重开万木草堂的建议看来未获批准，仍照原案举办广东公学。此事由梁启超和徐勤在美动议，“欲在广东办一大学堂，如此乃足以恢复本会之声名，免使外人谓我一事不办，谤为棍骗也”。并以此名义鼓动美洲华侨捐款数千。康有为和港澳总局欲将此项捐款挪作暗杀张之洞等秘密之事，梁启超表示碍难从命，因为“弟等已布告各埠，且梁诚亦已允出奏，其事万难中止。若此款一移他用，则弟与君勉无复面目以对人也。且此事实为今日第一急务，办此事后，本会声名大振，根基稳固，不能摇动矣”。[241]徐勤鉴于滨沪同人悖逆，不愿将款交与薛仙舟，而欲用以重开万木草堂。虽然他一再向康有为请示，最终未获同意，所以1904年1月12日徐勤函告谭良：“罗省会款，乞早汇港，以便开办公学。顷薛仙舟已返国，势不能不办也。”[242]不过，此事虽然议定，却迟迟没有进行，导致后来保皇会内部风波再起。

3.关闭公益客栈，改办华益公司。公益客栈本来由徐勤创议开办，经过前此的争斗，反而成为心病，必欲摆脱。徐勤连续向康有为进言：“港中公益，朱礼等在此日招食客，费去公款甚多，殊令人解体。弟子报股仅得七千余元，已绝不在港办矣。公益宜裁省一切，实为至叩。”[243]“公益每月耗费甚大，乞夫子必设法止之，不然更不了矣。”[244]至于华益，在梁启超的建议下，由叶恩主持其事。据说“当华益公司创办之初，叶恩屡函求康总长用彼为华益总办。康总长知彼不胜其任，故屡却之。适梁总长来美，彼力求之，梁总长遂许之”[245]。梁启超用人，往往偏爱与其同有过言革经历者，令保皇会内部始终不得安宁。

第七节　难得善终

香港大会虽然重新调整了组织人事，但香港总局的办事效率依然不见起色，与横滨总局的关系也未能协调融洽。会后，在康有为的授意安排下，保皇会一度将密事的重点转到暗杀行刺，准备孤注一掷，由梁铁君出马率领，横滨总局负责策划及供应。11月初，梁铁君等人出发北上，兵分两路，梁铁君亲率一支，梁炳光率一支，“合办必得当也”。梁铁君计划到1905年6月实施行动，预算约须一万元，梁启超罄《新民丛报》所有交与其作旅费，答应一月以后陆续接济，并与梁铁君等人公拟电文，致电香港总局：“镜、寿、祐鉴：承佛命电滨五千。望必应。”“而港中竟不允”。王觉任来函云：“祐力持不许也。”此事梁启超不能明言，况且即使告知，“而彼果坚持，亦无如之何，真是无法”，只好转请康有为向叶恩求助。[246]

商会、公学两事，时时催款，历久不办，令华侨“问者纷纷见疑”[247]。广东公学到1905年才开始招生。[248]至于商会，先是康有霈和徐勤拒不听命，干涉港商务，而被康有为撤去[249]；继而梁铁君又另谋密事。由于商务公司迟迟未开，以致谣言四起:

夫谣言之攻，皆集矢于港局。而集矢之由，有大有小，有本有末。其大本则因商会也，而商会之生衅又有二焉：其一，内疑。会中之人觊借巨万之款，结队挟制，不得，则反对而散离会，挟其同党十数人，或盘踞保皇会局中，或散处香港金山庄礼拜堂内，遇有各埠归者，先为怖言，以其近在港局，则莫不信之。且金钱之事尤易动疑，数目未见，商业未开，股票又缘故迟而未发，敌报又日日相攻，而总局仍犯而不校，展转相传，浸渍久远，积非成是，谁能辨之？此内疑之所由生也。未有商会，则无款可借，故无因内攻，此昔年不内疑，而今者内疑所由起也，商会之故也。其一，外攻。孙文、陈〔少〕（按：所增少字为衍字）白之为反党也，向亦亦相攻也。彼党运动于海外，吾党亦推行于海外，各内行其事而已。无如近年，吾会遍五洲，凡华人之地，几皆为吾党之地，彼无所置足，无所投身，入国不可，外游不可，于是近年妒极，渐渐相攻矣。及商会之成也，认股者数百万，银行可成，则铁路、制造各厂无不可成，中国之大利大权，皆在吾会之手，而彼将至于绝地。适得吾之叛者归之，因相与别招公司，而倾吾商会，在港在美，内外夹攻，究尽其力之所至，诬造百端，冀倒吾保皇会，则商会自归于彼，而中国之大利大权即在彼矣。昔年无外攻，而今者有外攻，皆商会之由也。

1905年4月8日，香港总局再次召开商务公司股东大会，“集港中同志验视商会股本银款”。会后叶恩函电将详情通告美洲保皇会，各埠代表亦有信函寄回，“而一年之谣攻，是非真否，可不辨而解矣。然即能解，而商会仅得此十一之数，银行不成，大事难办，中国之大利大权非吾会所揽，已非商会之初意。嗟哉商会乎！暗中已为内叛外攻所散尽矣”。不仅如此，此事还牵累保皇会，“保皇会虽能坚立不摇，而人心怀疑，攻动总局，甚至波及会事，两疑则不能相孚，而举事维难，无从整顿。既不整顿而长相疑，则会事必将渐就堕落。嗟哉！我保皇会亦几几乎为内叛外攻者所散尽矣！”

除商会外，各埠同志对香港总局的怀疑不满之事尚多，其一，招呼不周。各埠同志归港来访，往往数数不得见。据说丘逢甲拜访徐勤、邝寿民，六次不遇。同人在外舍身弃业而劝会事，万里远归，望总局之热情如还家见父子兄弟，至此虽至热之人亦仿佛冷水浇背。其二，款待不厚。总局之人游各埠，受到热情款待，而各埠之人来港，待遇甚薄。其三，港局无人才，通信少而不办事。疑其人虚礼应付，不做实事。其四，地方狭窄而不体面。外埠各会所悬挂匾额，铺设堂皇，以为总局必极壮观。及还港问人，而人不甚知，及登三四层楼而至会所，又狭隘简陋，更不高兴。再遇内叛之人下以反间之言，益生恶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