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19/29页）

为了防止外人趁机利用骗钱，徐勤一再告诫康有为到港后只见同门同志，少见或不见外人。其时郑席儒由粤返东，欲借保皇党商会之力，办省中银行事，云港中同志多赞成之，徐勤则“极不以为然。今日我党之办商会必须求稳当，中国官场日以散吾党捉党人为事，千辛万苦所集之股，而投之于虎口，岑督一去，则如之何？”以康、梁名义招股，全假于郑手，万一有变，康、梁不能入内地与争，则大事去矣。“故今日办事只有在港沪办之，决不能在内地。”

关于商会，徐勤告诉康有为，总理人选“美洲同人多欲举惠伯为此，因其在美甚有人望也”。商会“（沪上买地皮及保火烛公司极可做）。银行、磁局甚难办，无人熟此道，靠外人甚难也”。“今日宜先办之商业，首以小银行为主，次则庄口，再次则上海保火险及按揭公司（因此生意中国人上海未有，且靠人不多，利钱甚大），轮船、磁局、纸局极不易办。”为了确保对财权的掌握，徐勤提出，无论何人担当商会总理，“至于款权，必当夫子自操之，或派一二至亲信可靠之人为此乃可”。“一切财权只有夫子与卓握之，决不能以百万之财，而妄投于一人之手，而甘蹈译局之覆辙也。”[226]

滨沪内幕的暴露，使得梁启超一度心灰意懒，失去了在保皇会内部说话的底气。但他的态度基本与徐勤保持一致。1903年12月19日梁启超函告康有为，商股大约可得七十余万，“弟子濒行时，再印一招股简明章程数条，出先生名为督办，弟子名为副督办，其总理、管银等职则由督办派出，盖非如此，则事权不能专也。惟弟子已举惠伯为正管库，寿民副之，濒行已属惠伯克日返国，彼亦欣然，请先生更以电招之。所以必用惠伯者，一因其在美洲声誉最高，人人共信，以之管银，收股更易。一因其人亦实忠义，可无变也。望先生除发电招彼外，仍即发公函，言已举定此两人为管银，凡各处款项，或直汇香港，或就近寄永生、惠伯收”。关于总理一职，梁认为甚难其选，“弟子所见季雨世叔甚才，能谋能断，极佩服之。此人必须招归襄办，惟总理似仍未甚宜耳。要之商会之事，请先生一切定夺，弟子断无横生异议之理，一切意见与君勉悉符合”。[227]

上述种种设想和建议，涉及整个保皇会的方针大计。保皇会成立四年，一直为勤王、生存和动员海外华侨而奔忙，可是形势早已发生重大变化，其组织内部迭经冲突，也难以有效地协调运作。如果不能适时调整，很难进行活动，更不用说扩大发展。前此梁启超提出整顿保记，正是鉴于保皇会的组织不能胜任形势的需要。

1903年11月18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详细道出保皇会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在他看来，商务公司集股虽然可得大款，保皇会筹集会款的形式则难以为继，他和徐勤各以一年半年之力，遍游美洲，所得不过华银一万，加上直接汇港者，也只有一万五千。再加新开三埠和墨西哥所得，两年内全美会款不过三万。而当地欲办各种事业，尚须留款，不能全部汇港。各埠成立会所即需用款，不成立则会易散。权限分明虽能得实款，却不易聚多人。南洋各地更是易动摇不可恃。梁启超为了筹款，日日下气敷衍种种社会之人，“真有如所谓公共之奴隶者”，但不知于内地办实事和本埠社会改良有何益处。革义固然难行，舍钱买侠士，又不宜行，“即那拉死矣，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志？而今日求得兵力又如此其难，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真欲瞑目不复视之也”。康有为禁言革义，则只好言和平，以学校报馆等名义倡捐会款，而康有为又欲移以办秘密，即供养刺客。梁启超对外难以向华侨交代，对内又无法做成一二实事，左右为难，内心极度焦虑。[228]

梁启超的进退两难，反映了保皇会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这不仅必须由保皇会的最高领导者康有为亲自决定，还需要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传达给保皇会的干部，协调机构，统一认识。保皇会准备采取的形式就是召开大会。1903年10月28日徐勤函告谭良：“长者九月返港，可以大集同人，重申命令，于会事、译局、商会、报局等事一律妥商，另派心腹人主持一切，则大局可安也。卓如本一书生，心地太好，易为人所愚。今趁长者归港，互商一切，则各事不至不可收拾，诚不幸中之幸也。各事必须长者自定，自有办法。”[229]

保皇会决定在香港召开大会及其时间安排，经历一变化过程。本来梁启超计划于1903年九十月间东归，归后必到港澳与总局诸人全盘打算，“共商不拔之基也”[230]。这可以视为大会的动因。康有为早在1902年与1903年之交便有归港计划[231]，目的是“以通内地，运动复辟事”[232]。决定开会后，他原定于旧历九月返港，然后大集同人，后来推迟到11月下旬才抵达香港，会期相应延后。11月18日，梁启超通知康有为，要12月中旬方到横滨，还需在滨逗留一两月，“未知究能赶到港与先生相见否耳。至大会之期，则必不能及矣”[233]。11月下旬，各埠保皇会代表陆续抵达港粤，准备参加大会。[234]26日，徐勤通知康有为，他和梁启超、冯紫珊等人要到12月下旬才能返港，保皇会为此再度将会议展期。

12月23日，徐勤致函谭良，告以“长者已到港，十二月便大集同人会议其事。弟不日即返港，来年办妥广东公学事后，议[拟]即往星加坡开一日报，以为南洋各会之机关。……凡各埠一切银两，宜全寄港中”[235]。但梁启超虽于12月中旬返回横滨，却因患寒疾和清理广智书局事，一直到1904年2月初仍然稽留日本。[236]在此期间，先期到港的康有为、徐勤等已经下手整顿会事，1904年1月12日徐勤函告谭良：“商会股份，乞即日催收汇港，趁长者在此，易于商办也……现下同人已绝无意见，一切事权以[已]归长者统一。”[237]二三月间，梁启超赴香港参加保皇大会。[238]

关于此次保皇大会的内容，《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者也感到很少材料可以参考。只征引了1904年3月22日李福基致福生泰大号马万年的一节短信，函谓：“康、梁、徐诸先生现群聚于香港，专以商会为事，常来书催收商股银汇返。敝处刻已陆续催收，近日合加属约有数万元汇港矣。”[239]其实，此次大会虽系根据商务公司章程每年在香港由总局召开一两次股东大会的规定而举行，但同时又是保皇会的代表大会，商会只是大会的议题之一。其他重要议题至少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