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努力学习明治维新：袁世凯最终将大清引向立宪改革（第5/6页）

宪政之前，统治阶级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往往只是如何维持政权的稳定，与其说是在治理国家，不如说是把治理的对象当作一个比赛对手来对付。宪政从根本上规避这一点，从而能在根本上实现包括统治者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对政治制度的稳定和持久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期望，以必要的最小代价避免陷入革命的恶性循环，这是宪政的实用功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宪政的精髓并不是它的实用功能，不是冰冷的制度，而是制度背后坚不可摧的“价值观”，才决定了制度的鲜活有力和不拘泥僵化，它无法预料个人会变得有多好，但能限制个人会变得有多坏。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从本质上来说，民主、自由、共和都不是专制、特权的天然对立面，只有在它们兼容了宪政之后才是天然对立面。因此，宪政很快成为了当时的一股世界潮流，在君主制国家实施的宪政就叫君主立宪制（英、德），在共和制国家实施的宪政就叫共和立宪制（法、美）。而和民主、自由、共和一样，宪政同样来自于实践，并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正是因为它的价值观不可违背，因此需要有一套十分复杂的制度来保障实施，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他们这套制度的内涵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三权分立。

现在，我们继续拿那1000个人举例。某一天这伙人终于发现一件事情：为了给大家营造一种有秩序和有效率的公共生活，每个人都必须先把自己的某些权力赋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叫作“政府”，大家对政府的定义是：政府是必要之恶。

这句话的首要含义是：政府是必要的。政府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和运作规律，无论你是否“欢迎和喜欢”它，作为个人都无法替代它，否则就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暴民乱政。其次，政府不是“恶”，是“必要之恶”，公民有义务把自己的某部分权力赋予政府，因此当你已经把你的权力赋予了政府，代表你已经尽了你的义务，你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就应该享受到政府对你该尽的义务，也就是享受你的权利，甚至不需要天然地热爱政府（热爱的是国家）。这就是说，人们会天然地热爱祖国，但其实不一定天然地热爱政府，政府因为掌控权力，往往会令人“疑虑和警惕”，但当政府尽到它该尽的义务时，必然会获得热爱和支持。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权力该赋予政府？如何保障政府只在被赋予的权力里运作但又能充分尽到义务？很显然，这需要有“法”，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了便于运作，这1000个人里会选出一定数额的人来立法——西方人称作议员，议员不得在政府中任职成为官员，同样，官员如果想成为议员，也只有先辞去公职。议员的独立性显示了这1000个人里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利益已经经过充分的博弈和角力，最后才凝结成一种“全民意志”。

在西方国家，议员就组成了议会（或称国会），是对这1000人（他们的选民）负责的，代表所有人行使立法权；政府依照这些法律来办事，不能违背议会的意志，也就是行政人员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行使行政权；在这种设计中，由于政府是向议会负责的，议会是向选民负责的，人们通过对议会的控制已经完成了对政府的权力赋予和限制，另外还必须有一套独立的机构对违反法律的任何个人和单位（包括政府）进行居中裁定和审判处理，平等地对待有关各方——行使司法权。这三个方面不仅在组织上相互独立，在人员上也相互排斥（成为议员、官员或者法官，只能选其一），与此同时，在西方人看来，它们的出发点不是如何构建三种组织、达到三种目的（不是为了分权而分权），而是把这三种目的整合成一种良性而稳定的政治制度——宪政。

很显然，在这种三权分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关键的：议员是大家选出来的，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让大家放心的，但为了让大家彻底放心，从源头上放心，还必须以民主的程序制定和通过今后一切法律都不能违反的“母法”，也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首先要“把制度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就是宪法。宪法的出台过程是极其独立的，在政党比较多的国家，尤其不能受到党派的干扰与控制，不能受某一政党的控制，它由议会或者专门选举出的“制宪委员会”制定并通过，甚至有的国家还需要全民公决才能通过。不仅如此，虽然宪法是宪政的标志之一，但有宪法也未必一定有宪政，还必须实现宪法的司法化。所谓宪法的司法化，就是对任何颁布的法律、个人和组织（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是否违反宪法的审查裁定——只有这样，才符合“对任何权力都保持警惕，一切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的宪政价值观，也才能让大家最后放心。

好吧，在老袁编书的同时，大清两路考察团也在国外加紧考察学习，他们可以说是一路顺风顺水。载泽亲率的这一路是主要考察日本、英国和法国，抵达东京之后，睦仁派出了日本“国宝”级人物、刚刚成为日俄战争最大功臣的东乡平八郎前往车站迎接，另一位“国宝”伊藤博文亲自负责传授明治维新的经验。到了农历大年三十这天，睦仁亲自在皇宫接见了考察团成员，估计双方还在一起吃了个年夜饭。到了英国，英国女王也是亲自出来接见，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授予载泽荣誉博士学位；法国人也不甘落后，总统带着自己的老婆，陪着载泽等人爬上了埃菲尔铁塔，累得气喘吁吁。

在另一路，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样在大年三十这天接见了考察团成员，甚至还给光绪皇帝写了一封亲笔信；在德国，德国皇帝带着皇太子亲自请考察团吃家宴，至于比利时、丹麦、瑞士、荷兰这些原本不在考察计划之内的小国，当他们听说大清考察团来到之后，争先恐后地邀请考察团前往，诸位大人啊，你们即使不来考察，来转转也行啊，风车看过了吗？

对于洋大人们的热情，载泽等人自然是清楚原因的，谁也不会放过成为大清改革老师的机会，以便将来在大清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和市场开发权。但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来，洋人世界首次集体对大清友好，载泽等人感觉十分受用，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爽！

而随着考察学习的深入，载泽等人慢慢变得不爽了。英国这样的国家，国土面积不及大清一个省，因为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立宪国家，就成了“日不落帝国”，日本这样的小国还战胜了强大的俄国，朝廷真的不需要改变吗？说到底，西方国家虽然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但骨子里正是因为没有把大清当成同等级别的国家，他们的集体客气，正是集体认为大清还不是处于世界潮流体系里的国家，才会对考察团如此破格礼遇，否则，他们是不会如此花费心思的，只会按照正常的外交礼仪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