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能： 我与中国科学院（1956—1977）（第5/7页）

会议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开展大批判（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对科技工作的干扰和破坏），第二阶段进行专题讨论（讨论“文革”前的科技路线等问题）。开会时许多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们都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的。于是，由我们的联络员送来的第一份简报就是批极左的，然后，其他各组陆续送来的材料也是如此。只有上海这一组（上海受“四人帮”控制）例外，没有批极左，大家当时都觉得上海别出一格，对他们不满。

简报应如实反映会议的情况，于是，我们出的几乎每一份简报，都在批林彪极左。在筹备会议时，刘西尧就曾定下林彪路线是形左实右的调子。他对简报不满意，在开领导的会议（我也被吸收进去）时，不点名地批评了简报组。被他批了几次后，我们为了应付他，只好出了两三期批形左实右的简报。刘西尧此后就没再批评我们。

我们最初计划只出一种简报，可后来搞出了三种简报——“黑简”、“红简”、“钢简”。

熊：何谓“黑简”？

宋：就是我们最初出的那种，黑字铅印（报头也是黑的），发给会议代表。它们反映了会议的真实情况，在各组送来的材料基础上编成。我记得由联络员自己写的材料很少，各省、市、自治区科技局局长带的笔杆子写得较多。这种简报几乎每天都有，有时隔一两天出一期，有时一天出两三期。

熊：“红简”呢？

宋：就是我们按刘西尧定的调子写的简报，总共只出了两三期。因为这几期简报的报头是套红的，所以老应给它起名叫“红简”。我记得一份是请孙鸿烈起草的，另一份是我起草的。是否还有一份，是谁写的？我都记不清楚了。

熊：代表们确实那样讨论了吗？

宋：那几期简报是为了应付刘西尧而由我们编造的，会议代表并没有表达那样的意见。另外，老应还用钢笔写了一种简报，记载他从会上听到的对“文革”不满的尖锐言论——照当时的标准，如果传出去，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可以被打成“反革命”。他用钢笔写了几份（也可能只写一份给领导传阅），只送给武衡、刘西尧等几个人看。

熊：您看过这些简报吗？

宋：我看过，老应写完就给我看，我看了后就交还给他，似乎还告诉他千万要保密。因为是用钢笔写的，份数极少（据说刘西尧看了这样的简报极不满意，因此老应只写了很少几期就停了），也没有拿去铅印，所以称它为“钢简”。简报的情况大概就这样，出了三种。当时按省、市、自治区分组，有的组，如河南组很紧张，他们科技局的局长想不出简报——别的组纷纷批极左，他不敢批——但下面的人说，不表态也不行，后来他勉强让底下的人按其他省的调子编了一份。会议总的调子是批极左，但上海例外，也有少数省市犹豫不决，大致的情况是这样。

会议原计划开一个月的样子就结束，“批林”阶段大概只计划了一周左右，但实际上大批判就搞了很长时间——一天出一期简报，就算一个省（市）只出一期，也得出上一个多月。

接着讨论什么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哦，还有一个阶段是介绍一些地方的典型经验，介绍都在大会上进行，我记不清是否有分组讨论，我当时没怎么去会场，主要是看材料。在会议期间，刘西尧还传达了周总理要重视基础研究的指示（北大周培源写信给他，他写了批复），还传达了一两次周总理接见国外科学家时的讲话等。

开了两三个月后，会议仍然得不出结论。我估计这期间刘西尧已经知道这次会议不符合“四人帮”的意图（因为迟群是会议的领导人之一，他会把会议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四人帮”汇报），上面认为它有问题，而且他可能把这种情况向甘子玉做了传达，这样纪要就迟迟拿不出来。因为会议代表大多是批林彪路线极左，认为“文革”前“十七年”是“红线”为主等等，如果按会议的真实情况写成“纪要”送上去，肯定会挨批；而如果按“四人帮”的意图写“纪要”，在会议代表那也肯定通不过。这样会议就开不下去了，然后就提出休会，等候上级领导来讲话。

会议停下来之后，就把一部分人遣散回来，我们简报组是头一批回来的。

熊：您没听到中央领导的讲话？

宋：我没有听到。召开科技会议之前，老过已从五七学校回到北京，也被邀请参加这个会。在会议期间，他跟我透露，武衡的意思是以后让我去二局，他也去二局。我说我没有意见。我从科技会议回来后，先是在二局工作。不久二局又被分为一局和二局，一局负责生物学，二局负责地学，我在一局。当时院里已开始批科技会议的错误，接着要组织一些人到五七学校去轮换。一局的负责人宋政被派到确山五七学校当校长，估计他可能知道我会挨批判，为了保护我，他对我说：“老宋，你跟我去干校吧。”于是，我在一局没待多长时间，就去了确山五七学校，在那待了约一年，只在1973年过年时回来过一次。

熊：您在干校中是什么职位？

宋：我只是普通一兵，分在菜班种蔬菜。不久，干校出了大字报，从那可以看出，当时已对科技会议批极左展开了大批判运动。

熊：您当时紧张吗？

宋：我不紧张，我在世外桃源嘛。我回来才知道，休会后，代表们在北京等了两三个月，然后纪登奎、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去讲了话，大批了会议一通，说林彪的路线是右得不能再右了。若我还留在北京，肯定会挨批。有一次，刘西尧在院小礼堂召开会议，大概有上百人参加，他批了我们简报组。还有人写信揭发我们简报组，说它对会议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很坏的作用。

筹备期间和会议期间领导人开会时，我大都被吸收参加，对会议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在下干校之前，我把全部记录给了老应。后来老应把刘西尧的有关讲话全部摘录出来，写篇大字报公布——他贴大字报批判刘西尧！为此，老应曾给我写信，说未经过我的同意，把我所做的记录写入了大字报。

刘西尧批我们简报组，矛头也指向武衡，武衡对此很不满意。“文革”结束之后不久，他还曾通过老应找我，希望我们就全国科技会议的情况合写一篇反批评的文章。那时我在一局当负责人（一局主要负责人老过当时有病在家休息），事情比较多，没有答应。后来，武衡自己在《院史资料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详细的回忆文章，其中就有批刘西尧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