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级军官（第2/3页）

抗战时期的陆军将领，自离开学校后，除了短期的训练班队外，很少有人能够有机会继续接受兵科学校和陆大的正规深造教育。在先进国家的军队中，军校毕业后尚可由机关、学校、部队的轮调中学习新技能，但是中国的军官却无此机会。此外，国民革命军自成立以后，由于连年作战，因此升迁容易，常是一战一升官，也减少了历练的机会。战前德国顾问对国军此种快速升迁的方式即引以为忧，多次向蒋介石陈述，认为一个军人如果不先任下级军官，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必定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的经验，即使是如何勇敢，也无济于事。[7]抗战时期，由于人员伤亡大，加以部队屡次扩编，因此许多人升至将官时仍很年轻。据统计，1944年时，陆军一般高级将领，年龄大多在五十岁以下，有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甚至只有三四十岁，而当时日军一般将官的年龄，则大多在五十岁以上。[8]少年得志，自然容易产生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毛病。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即和俄国立国之初的历史十分类似，但是俄国和中国截然不同的是，俄国军官的教育程度，在革命后大有提升，如一位学者即认为红军军官的军旅生涯中，有一半是在各级军事学校中度过的。在军事学术快速进步的20世纪，国军的高级军官被迫以二十年前所学的知识和他们范围有限的经历，去应付现代战争的复杂问题，战力无法提升是可以预期的。[9]

抗战后期，美国先后派遣来华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对于国军高级军官的素质即多表示不满，如他在1942年5月26日呈委员长文中即曾表示国军军官的素质和其阶级、职务成反比：“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是不乏优秀之士。在这些阶层要将缺乏效率者淘汰较为容易，擢优弃劣后，对于士气将有好的影响。至于军长和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常因而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以为只要自距离前线五十英里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是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的勇气。”[10]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对于中国较具同情之心，但是对于国军高级军官的评价也甚低：“在我所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能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我并不怀疑他们对于委员长的忠诚，但是作为蒋的参谋长，我必须评估他们的作战能力（military capacities）和知识，他们的带兵资格，以及他们配合全盘作战计划，执行命令的意愿。”[11]

外国人士坦率的批评，往往激起国人的反感，认为是有意丑化政府形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本人对于这些批评并未否认，而认为本身应加检讨。1946年4月，他在陆大将官班开学典礼中即曾表示：

如果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军长、师长和参谋长等，都能具备外国军官一样的精神和学问，负责任、守纪律，实事求是，精益求精，那我们军队的力量就一定精强，精神就一定振奋……现在反动派到处宣传，说我们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下级军官也很健全，惟有我们一般高级将领人人都是腐败堕落，而且阶级愈高，精神愈萎靡，行动愈腐化，狂嫖滥赌，走私经商，吃部下的空额。不仅反动派如此说法，就是一般外国朋友也是如此看法。这不能怪人家轻视我们，而必须反省我们本身有没有这种缺点。我可以说，我们高级将领虽不是人人如此，至少大部分已经腐败堕落了。且不谈私的生活，你们试一检查自己司令部的内容和业务，就可以知道实在是空虚而泄沓。现在各级司令部的组织宠大散漫，办事没有科学的精神，不知用科学的方法，高级将领管理不力，指挥无方，对于部下工作人员，没有适当的训练和考核，以致人浮于事而事无责成。尤其是命令下达的时候，可以说根本没有监督他实行。所以部下对于命令是否明了，已否执行，完全不理。如此，任何事情都不能认真实在，那就无怪乎我们军队有名无实，内容空虚了。[12]

事实上，早在1938年的一次会议中，蒋介石即已指出国军将官的学问和技能，远不如同级西方先进国家的军官，也比不上日本的军官，他甚至认为“我们作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得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13]一般国军将领也都认为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然缺乏出色的战略家，但在基本战术、战略原则上，均能一丝不乱，绝少发生重大错误；做事也多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14]

国军将领的学问和能力不如日军，固属事实，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检讨的是原因何在？笔者以为，除了前述军事教育质与量不足、升迁过速、未能实施经历调任等原因之外，以下两项因素不可忽视。

第一，指挥官的分外责任及杂务过多。先进国家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平日除训练及自我充实外，别无他事，原因在于指挥官本身均受完整训练、各级干部素质相称、后勤补给制度健全、物质条件俱备，而近代中国的指挥官则无此福气。各部队长每为“开门七件”及其他琐碎事务，终日忙碌，以至于无暇致力于教育训练，甚或以交际应酬为能事，以此为猎取功名的捷径，而疏忽学术。1943年，军事委员会颁布《军师长亲勤督训办法》，即系对此而发；盟军所作“中国军官地位愈高能力愈弱”的批评，军界人士也认为是其来有自，不尽为诬。[15]论者以为，如想排除军队及军官的分外责任，使其专心于部队的训练及本身学术、技能的充实，应在以下各方面加强。

1. 军队任务方面：实施军民分治，部队长不干涉地方政治及民众事务；确立保安制度，由警察及保安部队负责地方保安，军队专行训练，而不驻防。

2. 人事制度方面：军官缺员应迅速补充，避免产生干部不足的现象；提高军士待遇，以健全军士阶级；改善兵役，防止逃兵；充实人事职员的权责及业务，使主官除考绩外，无人事烦恼，更不容随意行事。

3. 经理制度方面：凡粮饷、被服、阵营等事务，军需人员应切实负起权责，无须军官分心经理。

4. 教育训练方面：大量分设或扩充各兵科学校，充实并普及各级军官的兵科学术技能，特别是将官及上校，尤为必要，期以充实其本身及对部下教育训练的能力；分区设置军士学校，以提高军士水准；充实器材、场所及设备，以提高教育训练品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