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级军官（第3/3页）

第二，参谋组织不够健全。将帅如需亲自处理细务，不仅是不胜其烦，而且心力分散，对于部队的监督，势必难期周密，故在将帅身边设有幕僚组织。学者指出，近代美军参谋本部的建立，一共花费了14年的时间。中国近代由于政治不安定、军队庞大，因此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更多。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执政尚不及十年，日本即发动侵华，缺乏时间建立完善的参谋制度。直至1937年为止，陆军大学仅训练出不到2 000名的指挥及参谋人才，大多数的部队指挥官均未受过陆大参谋作业的训练。[17]抗战期间，国军的参谋制度才逐步建立，据一项军令部的统计显示，1940年时全国参谋学资不合者，达二分之一以上，至1942年时，减为三分之一强。[18]此时参谋的素质，如以司令部的性质加以区分，大致上以集团军以上的参谋人事最为健全，军部次之。师则人才缺乏，成绩甚差；兵站总监部与分监部的参谋素质，尤为低劣。军以上的各级参谋长，大多毕业于陆大，能力尚佳，表现也不错，只是资历有不免稍差者。师参谋长多为军校出身，长于部队经验，但是缺乏运筹之材，因此师的幕僚业务，不但零乱欠缺，且较往日低落。至于各级司令部的中、低级参谋人员，偶尔也有出身短期训练班的，一般经验尚可，战术修养则不足，差堪推行日常业务，至于自动自发工作和研究发展的精神，则几乎是百无一二。[19]俄国驻华军事代总顾问返国时，曾应蒋委员长之请，指出国军的缺点，认为国军“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团以上司令部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司令部的人员既不健全，司令部的业务自然无法推进。”[20]一般说来，随着参谋教育的发展以及军令部人事制度的运作，参谋人员的素质，不同于其他一般军官，至抗战后期，有日渐增高的趋势。[21]至1945年时，各战区各集团军上校以上参谋，大多出身正式军校和陆大，中央系部队的参谋，出身陆大者更多。[22]不过一些地方部队，甚至直至抗战末期仍未有完善的参谋制度，而以“认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若干参谋虽然知书识字，但仍不懂得如何使用地图。[23]至于日军的参谋，由于陆大教育发达已久，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有35%系陆大毕业，[24]素质较国军为高。[25]

不过，外国人士对于国军的批评，似乎较少具备同情之心，甚至带有偏见；[26]委员长对国军的批评，则每多出于家长式的求全管教，因此言辞不免激切，且常以偏概全。平心而论，国军将领中也不乏杰出之士，如中央军的陈诚、汤恩伯、罗卓英、孙立人、关麟征、杜聿明、邱清泉等，战时均是日军的首要攻击对象。地方部队中，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抗战爆发后，立即入京参战，整个抗战期间，李、白并且一直担负一方面的重任；西北军系统的部队，如宋哲元所指挥的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各部，以及孙连仲、孙桐萱、曹福林所部，均善于打硬仗；粤军的张发奎、薛岳等，也都是抗战的中坚人物。[27]可惜这些将领并非全获重用，后来又彼此倾轧，[28]以至于未能建立起国军良好的高级指挥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