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辞职返美（第2/4页）
二、雅德赉天资聪颖，个性幽默，生活放荡不羁，只身在华，更是有如脱缰野马，私生活颇不检点，又不服军统规劝，双方关系并不和睦。但是雅德赉在华期间毕竟破译了日本的航空密码，让西南地区数百万的民众，得以在日机空袭时获得预警避免恐慌，从容应对，减少伤亡；中国空军还曾利用此项电讯情报，主动出击，重创日军。此外，雅德赉训练了150位学员，为军统培育了一支侦译的力量，奠定了日后向各方面扩展的基础。戴笠原认为雅德赉能力有限，又不守纪律，为军统带来不少困扰。他在痛定思痛之余，决定不再聘请雇佣性质的外籍顾问，转而积极向外寻求友邦政府的情报合作。不过历史的后见之明显示，同盟国或对中国电讯保密的能力缺乏信心，或基于本身利益考量，多不愿与中国分享真正重要的电讯情报和侦译技术，因此中国想要仰赖政府之间的合作提升自己的密码破解能力，实非易事，事后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不论是中美合作所（SACO[95]）或是中英情报合作，中国在电讯情报上所获得的实际效益，尚无法和雅德赉的成绩相比。在中美合作所方面，根据中美双方协定，美方的侦译技术和成果应与中国分享，但是相关的条文却被美国陆军，尤其是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以保密为由坚决抵制，因此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在电讯情报上从未自美国获得任何实质的效益。至于中英情报合作，英军于加尔各答建有侦测站，与中国在当地的工作团队拦截相同的日本密电，英国利用中国所提供的破译情报，与其自己所获日本密电比对，得以找出中方破解日本密电所用的密钥（keys），中方知道后觉得被英方利用，更加深了原有对英国的不良印象。[96]事后看来，仰赖政府之间的合作以提升自身的密码破译能力既不可行，聘用私人性质的顾问似乎仍是较为务实的做法。其次，军统所聘用的雅德赉是否为当时所能找到的最佳人选？美国著名的情报史家康大维（David Kahn）认为萧勃在联系雅德赉之前，未能广泛征询行内专家的意见，以致未能聘到最佳人选。[97]笔者以为，军统在决定聘用雅德赉之前，未曾征询圈内真正专家的意见，仅看到雅德赉在美国社会大众之间的知名度及其书中所显示的反日立场，即轻率做出聘用的决策，确有考虑不周之处。不过当时本领比雅德赉高强的专家当然有，但是这些人多半服务于政府机构，以当时美国政府对于密码破译工作保密的程度，[98]即使这些人愿意放弃美国国籍至中国服务，美国政府也绝不可能同意放人，康大维的说法似乎太过于理想化。最后，历史的后见之明也告诉我们，战时日本的反情报能力甚强，被中国破解的密码，均为较易破解的外交密码和航空密码，至于最难破解的陆军密码，则直至1944年1月才被同盟国联手破解。雅德赉在华期间未能破解的陆军密码，后来的中美合作所与中英情报合作计划也都无法破解，因此似乎只能说军统对雅德赉的期望过高，而不能说军统用人不当。至于雅德赉行为不检的问题，由于雅德赉系以顾问名义聘用，合约中对其在华行为或未曾有所规范，因此军统对其不当行为，也只能进行道德劝说。更有进者，如果放宽视野，由日后美军在华以及在其他海外地区的表现看来，我们对于雅德赉的不当行为，似乎尚可用较包容的角度看待。
三、雅德赉不论在美国或是中国，均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人物。在美国，雅德赉由于出版畅销书《美国密室》泄漏工作机密，成为美国政府的头痛人物，因此自离华返美后即不再为美国政府所用，但是他1958年病逝后，仍获葬于阿灵顿（Arlington）的国家公墓，与几位四星上将的墓地并列。[99]1999年，美国国家安全总署（National Security Agency）设立名人堂（Hall of Honor），雅德赉也是首批入选的8位名人之一，[100]显示其贡献仍获肯定。在中国，雅德赉在军统服务期间，密电组曾编有《豁庐一年》一书，记录雅德赉及其研究统计人员的工作。[101]20世纪50年代，雅德赉与中美合作所被视为美帝特务在华工具，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改革开放后，中共官方致力改善对外关系，开始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英各国情报合作的史实，重新加以评价。中美合作所的遗址被重新整理为具有正面意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02]近年几部以战时间谍战为主题的大型电视剧（包括《重庆谍影》）中，雅德赉被赋予正面形象出现；他的在华回忆录也出现了至少有两种的中译本，显示雅德赉在大陆的名誉已被平反。至于在台湾，有关战时中苏情报合作[103]及雅德赉在华活动史实则一直是隐而未彰，不论是国防部情报局1962年编印的《国防部情报局史要汇编》，[104]或是1979年编印的《戴雨农先生传》，[105]均未见只字记载，前者的遗漏显然是受到冷战时期反共抗俄国策的影响，后者被遗漏的原因则或许是由于雅德赉未能完成破译日本陆军密码的目标，又不服从纪律。不过雅德赉的在华言行是否逾矩，对中国的贡献是大或小，纵使一时尚无法论定，他的在华故事具有高度启发性，有如一面镜子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自己，则可断言。
[1] J. Rives Childs, Foreign Service Farewell: My Years in the Near East,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69, pp.179-180.
[2] David 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Herbert O. Yardley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n Codebreak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87.
[3]Herbert O. Yardley, 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3,p.3.（以下书名省略。）
[4]Kahn, The Reader of Geutlemeu’s Mail, pp.187-198.
[5]代表性的著作包括：马振犊：《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九州出版社，2008，第337页；岩谷将：《蒋介石、共产党、日本军——20世纪前半中国国民党における情报组织の生成と展开》，“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再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1；Maochun Yu,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32-38.; Idem, The Dragon’ s War: Allied Operations and the Fate of China, 1937-1947,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pp.147-148; Idem, “Chinese Codebreakers,1927-45,”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4:1 (1999), pp. 205-206; Frederic Wakeman, Jr.,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277-282.
[6]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 s Mail, p. 98.
[7]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pp.159-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