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21/38页）
据说，徐桐当时“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
梁启超从此再未涉足考场。
康有为在梁启超的牺牲中参加了殿试和朝考，但一一落选，他没能获得接受皇帝亲阅钦定名次的资格。他最后被授予的官职几乎令他绝望，一个才大心高的社会精英得到的竟是一个低级京官的职务：主事。具体“单位”是政府各部中的工部。
对官职极其不满的康有为和考进士失败的梁启超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从此开始一心一意地以变革为职业了。
11、领土危机
台湾，中国一个多灾多难的海岛。
《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当台湾省民众得知帝国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消息后，“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台北民众鸣锣罢市，宣布一切银两不准外运，制造局不得停工，台湾税收必须留做抗日之用。所以，当日本军队依照《马关条约》上岛去接收土地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抵抗。
这是连日本人都不可理解的战斗：战斗的一方是日本的正规部队，而另一方却是连军队都算不上的一群将辫子缠在额头上的“义军”。战斗从一开始双方就明了结局是什么，因为参战的中国民众一开始就声明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是要“以示不甘为敌国之顺民”。他们张贴出一张布告，为自己近乎“自杀”的行为向帝国政府、日本军队和全世界做出解释，措辞之凄凉令人不忍卒读：
此非台民无理倔强，实因未战而割全省，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变。台民欲尽弃田里，则内渡后无家可归；欲隐忍偷生，实无颜以对天下。因此椎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凌霄一士随笔》卷九第二期《台人抗日》。）
中国民众的凄凉在于，他们面对的是朝廷的割让。
《马关条约》正式生效后仅仅六天，那些帝国主义们就突然一反“中立”的立场而跟“大获全胜”的日本人翻了脸。一份以俄、法、德三国名义发出的“最后通牒”被送达日本政府那里：日本占领中华帝国的辽东半岛，是对“远东和平的障碍”，日本必须放弃这个要求，如不答应，我们“将不惜一战”。
“各国联合起来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使中华帝国的官员受宠若惊，尽管他们中间有人似乎明白各国此举的意图何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认为，日本本是海洋国家，如果日本占领中国辽东，日、俄两国就等于是有陆地接壤的国家了，俄国人绝不允许日本以“中国的东北为根据地威胁俄国的安全”。沙皇的另一个意思没有明确说出来，那就是中国的大连和旅顺两个不冻港应该是他们的而不能是日本人的。于是，俄国决定要使中国的辽东半岛“保持战前的状况”，为此决定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包括轰炸日本本土的港口。而此时俄、法、德三国的联合舰队已经游弋在日本海海面上了。法国参加俄国人的行动是因为俄国和法国之间有一个《俄法同盟》。至于德国的目的，是他们“很愿意俄国继续忙于东方事务而缓和俄国人对欧洲的压力”。在中华帝国面前可以称霸的日本，在“帝国主义”们的行列中属于“弱者”，尽管他们极不愿意，反复地争辩，最后还是不得不表示“屈服”：“日本政府，本于俄、德、法政府之友谊忠告，约定抛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但同时日本人提出一个“不能便宜中国”的条件：中国人必须用钱来“赎回辽东半岛”。帝国主义们立即齐声说这样很好，很好，但日本人提出的5000万两银子似乎多了点儿，我们的意见是3000万两，这是一个公平的价钱。
就这样，连同《马关条约》中规定向日本“赔偿军费”的2亿两白银，年收入不过8890万两的帝国政府一共要向日本人支付2.3亿两白银。中华帝国即使举国不吃不喝也无法凑齐这笔巨款。而《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如果在1898年之前还不清赔款的话，不但每年要负担高达1400万两白银的利息，日本还有权驻军威海卫直到赔款还清。于是，帝国主义们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借款”给国库如洗的中华帝国——借款不但是盘活资本赚取利息从而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绝好机会，同时也定会使借款国受到永远无法摆脱的制约。
帝国主义们的借款竞争激烈地开始了。俄国驻华代办警告帝国政府不能向英国人借款，否则俄国人“必问罪”。英国公使窦纳乐同时告诉帝国政府，如果中国借俄国人的钱，英国必采取“最坚决的报复措施”。法国的威胁是，如果帝国政府给予了别国利益而不考虑法国，法国就“立刻夺取中国南方的一块土地作为补偿”。谁也得罪不起的帝国政府只好请赫德出面，让这个英国人疏通与各国的关系，同时默许了俄国人对中国旅顺口的“租借”。中华帝国的“大借款”，令形同抢劫的帝国主义们都有了收获，其获得甚至不亚于日本人通过战争获得的。
至于《马关条约》中规定的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省一事，由于那个叫做台湾的岛屿的得失与帝国主义们的现实利益没有多大的关系，于是，尽管帝国政府指望各国像干涉辽东一样干涉日本对台湾省的占领，但是帝国主义们谁也没有吭一声。
从1895年日军在台北登陆，直到台南陷落，台湾“义军”的抵抗进行了半年之久。日本人以为只要开上这块已经是他们“领土”的岛屿就可以开始他们的统治，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需要用日本士兵的生命来换取台湾省的每一座城镇和每一座村庄。而台湾巡抚唐景嵩命令官员和官兵“全部撤出台湾”，自己则在混乱之中脱下官服，与换上男人服装的小妾们一起，混在难民中逃到英国人的轮船上寻求保护去了。台湾岛上，只剩下那些中华帝国的子民们在抵抗了。
后来日本人在记述他们“接收”台湾省的书中这样写道：
无论何时，只要我军一旦出现，附近的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的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蔽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大炮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不仅台北的情况是这样，而且整个新竹的四郊也是这样。新竹的村民是以顽强和勇敢著称的。（（日）竹越与三郎：《台湾统治志》第四章。施联朱：《台湾史略》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