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夜郎之月（第9/13页）

连日阴雨，山路泥泞，小雨又变成了小雪，路面上结了一层湿滑的薄冰，这给红军的行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不断有人滑倒，因此红军的队伍里都是满身泥浆的人。

一月二十六日，中央纵队到达土城。

从这里向西北，距离赤水县城还有四十五公里。

毛泽东住在土城街上一家绸缎铺后院的一个天然岩洞里。

由于中央红军各部队相继遭遇川军的猛烈阻击，没能按照中革军委的作战计划完成任务，使对实施北渡长江的计划持乐观态度的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心情沉重起来。到达土城后，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开始研究这个赤水河边的渡口小城周边的地形，试图寻找能够击溃川军主力的战场。

在随即发布的中革军委致中央红军各军团的电令中有这样的话：“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区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决战”一词说明此战带有决定胜负的意义。土城一战如若胜利，除了可以鼓舞士气，突破川军的严密阻截外，还有政治上的特殊意义，因为这是毛泽东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仗。况且，对于被压迫在一个狭小地域里的中央红军来说，面前只有一条路，必须像突破乌江，甚至像突破湘江一样从这里冲出去，成功地北渡长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但是，红四方面军现在哪里，他们那里情况如何，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红军中没有一个人十分清楚。只是听闻红四方面军地处富庶地区，拥有十万人以上的红军部队。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土城附近的枫树坝、青岗坡一带与川军进行决战，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开辟道路。此时，中革军委对敌情的判断是：“川敌潘文华二十六日令郭勋祺指挥官、廖泽指挥官、穆［穆肃中］旅、潘［潘佐］旅各部速向东皇场猛追。依此判断，今日进占枫村坝、青岗坡地域之敌约四团，或有后续四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应该说，如果这个敌情判断是准确的话，虽然中央红军在兵力上不占明显优势，但是至少交战双方势均力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占据有利地形，并可采取突然伏击的手段，那么击溃或歼灭这股川军的大部是有把握的。而且，如果不迅速消灭追击而来的川军，红军很有可能会陷入川军数旅的三面包围中。因此，中革军委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以红一、红九军团继续阻击向土城方向而来的川军，以红三、红五军团在土城消灭川军郭勋祺旅的建议。遗憾的是，事后证明，中革军委的敌情判断与到达战场的川军的实际兵力有相当大的差距。

土城，位于赤水河中游的一座小城，古称滋州，从前是川盐进入贵州的集散地。这里是黔北的大道要冲，城北三公里处是青岗坡，一个由主峰白马山和莲花山对峙而成的险要关隘，一条弯曲的山道沿着关口而去。如果北出贵州进入四川的话，土城是必经之地。

二十八日凌晨，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分兵两路，对青岗坡的川军阵地发起了进攻。两路红军在抢占了前沿的几个要点后，直接向青岗坡北端的营盘顶冲去。川军拼死抵抗，两路红军进行了数次冲锋，在这个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山顶上，阵地在反复争夺中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双方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红军官兵终于占据了这个阵地。前面的村庄叫永安寺，是山脚下的一小块平地，平地中央的一座小寺庙就是川军的指挥所，指挥所四周修筑了坚固的环形阵地。围绕着这个阻击阵地，红军官兵遇到了川军的顽强抵抗。战斗进行了三个小时，红军依旧没能突破，而川军潘佐旅的到达使红军的战斗进行得更加艰苦。为了摆脱困境，中革军委命令正沿着赤水河向北开进的红一军团二师迅速返回参加战斗，但是二师最快也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到达青岗坡。这三个小时，成为这场战斗最残酷的时刻。川军采取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很快就转守为攻，红三军团出现了大量的牺牲，官兵们在子弹打完的情况下，与川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肉搏。十团政委杨勇在战斗中负伤，子弹从他的右腮打进，从嘴唇穿出，他掉了六颗牙，血流将整个前胸都染红了。

突破了红军阻击阵地的川军开始向土城迅速攻击，瞬间便打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是战斗最危急的瞬间，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局面，一旦土城被川军彻底突破，小城的后面就是赤水河，中央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

朱德提出要去前沿亲自指挥战斗，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朱德的话让毛泽东动了感情，他一个劲地吸烟，不知该说什么好。

听说朱德要上前沿，指挥部里所有的人都出了指挥部站成了两排。

朱德说：“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

朱德和刘伯承上去了。

毛泽东问：“附近有部队吗？”

身边的陈赓回答：“有，有我们干部团。”

毛泽东说：“上去，跟着总司令把敌人压下去。”

陈赓大喊：“干部团集合！”

中央红军干部团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它组建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那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苏区的四所红军学校，即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以及红军特科学校合编组成干部团，由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为干部团团长，红五军团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为干部团政委。干部团下设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以及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上干队”队长是红军大学教员萧劲光，政委是红军大学的另一位教员余泽洪。全团共一千多人。

干部团团长陈赓是中央红军里的传奇人物。一九二四年他和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陆军中将的宋希濂一起报考黄埔军校，军校只招收年满十八岁以上的青年，二十一岁的陈赓对十七岁的宋希濂说：“我可以借给你两岁。”一九二七年陈赓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在起义军撤退途中，他的左腿被国民党军的机关枪射中。危急中陈赓将腿上流出的血抹在脸上和身上，装成死尸躲过了敌人的搜捕。辗转到达福建长汀医院后，傅连暲医生告诉他，他的左腿已经皮肉腐烂，要想保住性命只有截肢。高烧中的陈赓叫了起来：“没有腿，我拿什么走路？我怎么带兵打仗？”傅连暲说：一刀一刀剜掉烂肉“那个滋味不比截肢好受”。陈赓恳求傅连暲：“打惠州的时候，是我自己把子弹从腿上抠出来的。你大胆做吧，我要是叫一声就不是人！死我都挺过来了，还怕疼？只要能保住这条腿，我陈赓年年给你做寿！”手术做完了，因忍受了剧痛而面色惨白的陈赓对傅连暲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医生。到我们革命队伍里来吧。”从那以后，陈赓一生都没有忘记傅连暲医生的生日是中秋节，直到一九六一年，陈赓在去世前依旧叮嘱家人：“每到中秋节，不要忘了向傅连暲同志祝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