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的话（第6/11页）

1832年2月20日，托克维尔和博蒙离开纽约，重返法国。

托克维尔几乎不想再履行他在凡尔赛的职责。他私底下向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透露，他已考虑其他计划：“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彻底离开，”他承认，“我常常想这样做，或是尝试晋升；至少我现在清楚的是，我将不会再穿上预审法官的长袍。我将不会出现在凡尔赛，或者将有其他头衔。这一点是确定的（但仅在我们之间）。”[73]

监狱系统

在3月底回到法国之后，博蒙前往萨尔特与家人团聚，而托克维尔留在了巴黎。

博蒙开始写关于监狱系统的报告，为了确保托克维尔的协作，他在4月中旬与托克维尔在巴黎见面。几周过去了。当博蒙继续准备关于监狱的报告时，托克维尔陷入了极大的沮丧之中，他不想为工作投入任何头脑上的努力。[74]在北美地区度过了兴奋而激动的一年之后，他似乎无法适应闲散的生活。他参观了土伦监狱，随后分别在5月和6月参观了日内瓦监狱和洛桑监狱，但撰写报告的绝大部分任务落在了博蒙的肩上。[75]

在这些旅程之前，托克维尔帮助了他的朋友路易斯·德·凯尔戈莱，他因德·贝利公爵夫人的冒险活动而受到牵连。在3月9日，托克维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担任律师。他为凯尔戈莱辩护，凯尔戈莱被宣告无罪，并很快重获自由。[76]

为卡洛·阿尔贝托的一名囚犯辩护不能说明托克维尔已经改变他的立场支持推翻七月王朝的破坏性成就。即使他喜欢波旁王朝，即使他与凯尔戈莱的友谊是不可动摇的，但他仍然十分明确地反对在位君主的暴力驱逐行为。美国的通信已经揭示了他害怕这种情况——由于君主政体被颠覆而突然回到法国[77]，害怕看见“急性子”希波吕忒参与了这样的颠覆活动。[78]

至于托克维尔对过激论者的看法，其在一封信中表达得非常明确，他感觉到他的哥哥想采取一些过激决定对抗七月王朝，他用下列词语表达了他的观点：

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们找到了自我，我似乎看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实际上，40年来，我们在理解自由的思想上已经取得巨大进展。在人们知道如何采取行动之前，他们需要接受教育。我不怀疑我们的民族在进步。虽然大城市中存在骚乱，但仍有大多数人能够冷静地遵守法律；但政府没有发挥其作用。你认为40年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吗？我们正在收获15年复辟期的自由所带来的成果。当你看见极左分子声明其只想在法律措施的指导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当你听到保皇主义者宣称他们必须吸引公众舆论，公众舆论能够给予君主力量，你难道不感到震惊？它难道没有战胜之前的一切？身处当下所有的苦难和七月革命带来的热潮之中，你难道不觉得自己有理由希望我们最终会达到一种稳定的社会状态？我不知道我们以后是否自由，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比40年前自由很多。如果复辟已经持续了十年时间，我相信我们已经得到拯救；合法性习惯和合乎宪法的社会标准已经完全进入我们的道德观念之中。但现在，一切是否会恢复原状？会有第二次复辟吗？我看见了许多障碍。毫无疑问，最大的障碍是保皇主义党派的人士获得胜利。你永远无法使保皇主义党派中最活跃的那部分人认识到妥协并不存在，持久的正统君主政体必须是民族的、必须与自由的思想结盟，否则会被它们打败。如果波旁家族重获王位，他们会利用武力，这样他们会再次失败。也许在法国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因军事荣耀而强大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仅仅因为正义而强大的政府。如果一个政府是强大的，正义的确有助于它的维系，但无法保护它不受其自身的不足的损害。

在我看来，在任何情况下，保皇主义者的行为都是经过精心构思的。我很高兴看见他们站在合法性的层面上，看见他们通过工作赢得大多数人的认可，而不是凭借武力让少数人获得胜利。这一事实是个好兆头。如果他们一直这样，他们将让自己和法国免遭巨大的不幸。此外，如果他们仍是控制者，通过采用这样的方式（这种方式对自由的思想而言是合理的），他们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对这种思想表示尊重的心照不宣的承诺。他们中的很多人被自己的话说服，不再抱有期待。他们得养成结交他人、吸引公众舆论的习惯，养成所有他们从未拥有过的自由主义习惯和合乎宪法的习惯。这种景象让我重拾对未来的信心。我希望在经过这么多冲突之后，我们能够成功摆脱无政府状态和专制。[79]

托克维尔和博蒙曾经计划创作一本评论记录[80]，以便分享布洛斯维尔、沙布罗尔、蒙塔朗贝尔和其他一些人对未来的编辑者的政治信念发表的见解：

他们［编辑者的评论］不觉得这些偏见有利于七月革命创造的政府，他们不想破坏它。他们既不反对它也不加入它，而是与它比邻，他们想在不带热情、没有弱点的状态下尝试判断它的行为。如果国民的自由表达使波旁皇族的旧分支重夺王位，如果复辟发生的同时能够确保国家应有的权利，那么这些评论的编辑者会愉悦地看待这一事件；他们将把它看作是推动未来社会进步的有利措施。但是他们仅想要符合这些条件的复辟，如果它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生并导致了相反的结果，他们会将反对它视为自己的职责。[81]

这个计划很快就被舍弃了，大概是在1833年夏末。

当博蒙还未完成他的报告且不能全心全意考虑创作一本评论记录的时候，他再次面对了关于德·费歇尔男爵夫人的阴暗事件。这一次，它涉及男爵夫人诽谤波旁家族、德·康德公爵的后裔的审讯。博蒙拒绝负责此次审讯并解释自己完全不了解这个问题，他还在写他的报告，他被授权的为期18个月的假期还没有结束。[82]他在不久之后得到回复。1832年5月16日，他被开除了。

托克维尔早已对他的职业颇为不满，他不确定以他的能力能否正确行使职权，当他发现博蒙被解雇之后，他找到了体面地放弃法律职业生涯的借口。当他在土伦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递交了他的辞呈。[83]

在起草关于监狱系统的报告的工作完成之后，托克维尔检查了博蒙所写的正文，积极与其合作完成了序言，并写了部分注解。这两名法官在10月10日递交了他们的报告。《美国监狱系统与其在法国的应用》在1833年1月面世。

《论美国的民主》第一版

关于监狱系统的作品受到了普遍好评。评论显示读者对于其充分考虑的问题以及对美国所使用的两种系统的优点和缺点的公正介绍感到很满意。如果说作者倾向于宾夕法尼亚州所使用的系统，他们似乎没有忘记此类型监狱的建筑成本高或者将囚犯日日夜夜地隔离在单人牢房中所存在的危险性。8月，道德和政治科学研究院为《监狱系统》颁发了蒙蒂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