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当今欧洲国家中尽管统治者的地位不如以前稳定而统治力却增强了[1](第2/7页)
这样,国家通过借的手段从富人那里得到钱财,也通过储蓄银行来以自己的意愿来使用穷人们的每一个铜板。整个国家的财富就源源不断地涌向它,涌到它手里。人们的身份越来越平等,财富累积得也就越多。因为在民主国家中,只有国家才会得到个人的信任,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国家才足够强大,才能屹立很久。[13]
因此,统治政权在公共财富上的掌控权力是没有限制的,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私人的财富。[14]它是每个公民的领导,很多时候还是公民的主人,而现在,它还成为了公民的管家和出纳。
中央政权不仅独自占据了古老权力的整个范围,还扩大了这个范围,超过了这个范围,但是它在行使权力时却比以前更为灵活,更充满力量和独立性了。
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在我们的时代都已经大大地改善了行政之术[15],它们比以前做得更多,也比以前做得更有序、更迅速,花费也更少。它们时常从个人身上学习知识以提高自己。欧洲的统治者们在各地所设置的权力代表的独立性在日益增强,他们则想出了一种新的办法来更为直接地领导和监督他们,也更轻松。他们不满足于将所有事务都让代表来处理,于是便插手代理为他们掌控的一切事务。因此公共的行政权力不仅只由一支政权管理,并且这种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同一个地方和少数人手中。政府同时将它的行动也集中起来,这就增加了它的特权。这就是其力量增强的两个原因。
当你对大部分欧洲国家司法政权过去的制度进行考量时,就会发现两件事情十分引人注目,那就是司法政权的独立性和职能的广泛性。
法庭不但能解决个人之间的几乎所有纠纷,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还是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仲裁者。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某些国家中司法机构所夺取的行政权力和政治职能,我只是想探讨下在所有范围内,其所拥有的司法职能。在欧洲的所有国家中,过去直到现在都仍存在许多个人的权利,其中大部分来自财产权,其财产权被司法机构保护,国家如果没有经过其允许的话是不能侵占私人的财产权的。
正是这种半政治权力将欧洲法庭与其他地方的法庭区别开来,因为任何国家都设有司法机构,但是不是所有的法庭都具有这样的特权。
如果我们考量一下如今的被称作自由的欧洲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情况,我们就能发现在所有国家中,除了这些法庭以外,还设立了许多其他不是那么独立的法庭,以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仲裁公民与公共行政之间可能产生的纠纷。古老的司法政权仍然保有自己的独立性,但是其管辖的范围却变窄了,并且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只将它当作个人利益的仲裁者了。[16]
上述的那种特殊的法庭数目在不断地增加,其职权范围也在变大。因此政府可以越来越不需要让另一个权力机构来仲裁自己的意愿和权力了。它不能无视法庭,但是它想至少可以自己选择法庭,并将之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说,在政府和个人之间仍然存在司法机构的表象,却没有其实质了。[17]
因此,对于国家来说将所有的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是不够的,它还想越来越靠自己来裁决所有的事务而不受其他力量的控制和依靠其他力量来完成。[18]
在现代的欧洲国家中,除了我刚才指出的那些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极大地促进了统治政权职能的扩大和其特权的增长的因素,但我们并没有足够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平等所促进的工业的发展。[19]
工业经常会将大量的人集中到同一个地方,在他们之中建立起新的复杂的关系。工业也时常使人们一夜暴富,或是突然破产,公共的平静生活也因此受到威胁。靠着工业盈利的人和投身工业事业的人可能最终健康会受到工业劳动的损害,因此缩减寿命。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比其他阶级更需要被管理、被监督、被控制,因此随着工业的发展,政府的职权也自然地跟着发展壮大。
这条真理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在欧洲各国中还存在着更为特殊的情况。
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中,贵族掌管着土地也有能力守护住这些土地。因此土地的所有权是受到许多保证,土地的所有者们也享有极大的独立。由此产生了许多法律和习惯,而尽管土地被分割了,贵族阶级也垮台了,这些法律和习惯仍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地主和农民仍然是所有公民中最容易从政府权力的控制中摆脱出来的人。
我们历史的所有根源都同样可以在这些贵族制度的时代中找到。在贵族时代中,个人的财富并不重要,这些财富的拥有者们也总是遭到轻视,自身也很弱小,而工业家们在贵族社会的中间建立起了一个特别的阶级。由于他们没有一个稳定的靠山,所以并没有收到保护,很多时候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20]
所以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工业财富看作是一种特别的财富,一种不像其他普遍的财富一样应受保护的财富,并把工业家们看作是社会秩序之外的一个小小的独立的阶级,认为他们的独立自主没有任何价值,是一个只要统治者一不合意就能随意丢弃的阶级。但实际上只要你翻开中世纪的典籍你就会吃惊地看到,在这种个人独立自主的时代,工业总是受到统治者事无巨细地控制。在这一点上,中央集权达到了以往最活跃最细致的程度。
在这以后,世界上就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革命,还处于萌芽阶段的工业财富便各地开始了发展,包括欧洲。工人[21]阶级也开始扩张,并以其他阶级的残余者来壮大自己的队伍。它不仅在数量上,在重要性上,在财富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几乎所有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人都和它有着关联,至少某些方面有着联系。这个原先的特殊阶级,现在转变成了主流阶级,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阶级了[22],但是它所带来政治思想和习惯却保留了下来。这些思想和习惯并没有改变,因为它们存在已久,后来则是因为他们与我们现代人的新思想和普遍习惯是非常和谐一致的。[23]
因此工业财富的权利并没有随着它的重要性的增长而增加。工人阶级也没有随着人数的增多而减少自己的依赖性,但是相反地,你可以说它将专制统治带进了它的内部,并且自然地随着它的发展而发展。[24]
随着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它对公路、运河、港口及其他可以促进财富增长的半公共的设施的需求也会成比例地增加,国家也会随之变得更民主化,个人也更难完成这样的工程,而对于国家来说却变得更容易。我敢断言,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者们会明显地倾向于独自掌控这类事业,这样就能将人民控制在一个更小的依赖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