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第7/14页）

爬铁门不可能一哄而入，事前王陵基已经吩咐下去，爬进一个捆一个，于是陆续有一百多名学生被抓。

游行队伍里面，代表是核心，敢爬大门的也往往是胆子大些的，剩下的人再要予以驱散，相对就比较容易。

这一事件当时被称为“成都四九血案”，有人挨打受伤，没有人死亡，最重要的是王陵基把游行队伍中的核心和骨干给关了起来，而且一关就是十天，虽然因各方抗议，十天之后又不得不予以释放，但此时学生运动的最高潮已经过去，王陵基有惊无险地渡过了上任以来的第一个危机。

除了政治因素外，学生运动的主要起因还是“米荒”，四川省政府供给各大学学生的平价米，仅及需要量的三分之一。王陵基调查下来，四川不是没有米，是许多人抢购农民运来的谷米，囤积居奇以从中牟取暴利，结果弄得成都市民天天都买不到米，而按规定应发给学生的平价米也被人拿去卖给了黑市。

邓锡侯在任时，省府的一些负责人跑去跟刘湘的遗孀刘周书争吵，说她有大量的米不肯拿出来。“虎婆”毫不买账，反驳说：“你们不是和我一样在囤积居奇吗？这样好了，你们拿多少粮食出来卖，我也拿多少！只想叫我拿而你们不拿，还要继续抢购，我才不干呢！”

这些负责人心中有鬼，哪里敢再扯下去，事情不了了之，“米荒”也就越来越严重。

为了缓解危机，王陵基把私交甚笃的“四川财神爷”刘航琛给请了出来。起初是准备让刘航琛担任四川财政厅厅长，刘航琛觉得施展空间太小，于是王陵基又改聘他为自己的顾问。

此顾问非一般的顾问，其实就是首席幕僚。王陵基对刘航琛言听计从，送交王陵基批阅的公文，刘航琛可以代拆代行，发号施令。两人平时面对面坐同一张办公桌办公，省主席印信就摆在办公桌上，供两人共同使用，可以说，这种信任度超出了过去刘湘之与邓汉祥，以致于刘航琛在和特别熟的朋友聊天时，也常笑称自己是太上省主席。

从起用刘航琛开始，从省府到县区，王陵基全部进行了换班，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大批起用由曾扩情推荐的黄埔学生和复兴社成员。

当时四川有十八个行政专员公署，曾扩情保荐了十二人出任专员，有一百多个县，曾扩情保荐了两百多个县长，二取一。

王陵基靠刘航琛动脑子，靠这些专员和县长卖力气，在四川征兵征粮，在1948年和1949年间，每年都要强拉几十万壮丁，征粮两千多万石，光是征粮数额，就已是抗战时期的一倍多。

抗战胜利之后，巴蜀大地本应得到休养生息，不料更添重负，川中百姓由此苦不堪言。

王陵基到四川时，曾听到一种说法，说中共预定用五年时间解放全国，王陵基就此认为他还有两三年时间在四川做好准备。

谁都没有想到，国民党在大陆完全失败的速度会那么快，根本就没能维持住两三年。

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来自于东北。1948年9月，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蒋介石部署在东北的精锐部队陷入包围之中，那情形正如刘文辉幕僚长的朱戒吾所见，东北野战军用农村包围城市，城外的交通线一被截断，国民党部队就成了瓮中之鳖。

王陵基为此惶惶不安，他所住公馆附近有个骆公祠，是清末四川总督骆秉章的祠堂，祠内设有乩坛。王陵基几乎天天去骆公祠叩拜“乩仙”，就巴望着“乩仙”能在沙盘上显灵，给个他期待中的预告。

到了这个时候，别说“乩仙”，抱玉皇大帝的腿都没用了。辽沈战役以东北野战军的完胜而告终，国民党在东北的精锐军队几乎全被包了饺子。

“东北易手之日，即天下大势已定之时。”这句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失去东北的国民党部队军心动摇，淮海战役成为他们在绝望中的最后一搏。

1948年11月，南京国防部不得不再吃一遍回头草，把原来的整编师恢复为军，整二十师于是又恢复到了第二十军，归白崇禧指挥。

国民党阵营最令人吃惊之处在于，马上要集体完蛋了，内部还在你争我夺，闹得不亦乐乎。蒋介石指望依靠淮海战役挽回局面，白崇禧却坐而望之，专等蒋介石在淮海战役中输光老本，他和桂系好登台唱戏。

白崇禧不仅自己不肯出兵参战，也拒不执行国防部的命令，不肯放第二十军出战淮海。国防部多次交涉，直至1949年初，第二十军才到达蚌埠，而这时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完全崩溃。

第133师师长李介立率部通过蚌埠大桥不到十里，迎面就撞见第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乘一辆牛车跑来，身上穿的不是军装，而是便衣，情形狼狈之极。

胡琏问李介立：“你带部队到哪里去？”

听说是去参加淮海作战，胡琏大叫起来：“快让部队停下，你看我都成什么样子啦，整个战场都完了！我是换便衣才跑下来的。”

李介立一面叫停，一面报告杨干才，杨干才赶紧将部队撤回蚌埠，才使第二十军暂时避免了垮掉的厄运。

当然，这只是暂时。正像白崇禧所乐意预见的那样，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主力在淮海战役中基本被清了个空，第二十军在蒋介石心目中也因此变得更为重要。

杨森奉蒋介石之命，亲自到前方给第二十军打气。杨森自认是北宋名将杨继业的后人，最后离开部队时，他特地嘱咐杨干才：“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投降，要效法杨继业兵败时撞死在李陵碑上的故事。”

1949年2月，第二十军开往芜湖，以防备解放军抢渡长江。杨干才在视察防务时，看到驻军在和一个老乡争夺棺材，双方都不肯让步。

杨干才上前询问之后，才知道这口棺村是老乡为家里老人预备的寿材，而由于没有合适的工事材料，驻军想把棺材搬去加固碉堡。

打了一辈子仗，杨干才对战局走向已然心知肚明，他制止了部下，并摇头叹气道：“我们吃粮当兵，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就算要了这口棺材，同样也难逃一死，还是给人家积点德吧。”

杨干才让副官拿出两块大洋送给老乡，说如果自己死在这场战争中，请老乡把棺材留给他当葬身之所，两块光洋便是定金。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芜湖的上游和下游要塞皆被突破，解放军的后续部队从第二十军的侧翼不断渡江，当师长李介立爬到山顶观察时，他发现第二十军已经被包围，无路可走了。

第二十军撤退不及，招致全军覆灭，企图突围的杨干才被子弹击中，从马上掉了下来。围拢的解放军士兵要他放下武器，杨干才举起手枪，朝自己开了一枪，当即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