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第9/14页)
张群也是“国大代表”,到达成都的当天晚上,他在邓锡侯家吃晚饭,除王缵绪外,刘文辉、邓汉祥、熊克武、王缵绪等人均为座上客。
邓锡侯首先致开场白:“诸事齐备,只欠东风,请岳军兄拿话来说。”
熊克武接着发言:“王陵基太不像话了,省主席非换人不可,如果岳军来兼任,我愿当委员。”
其他人当场也做了类似的表示。
次日一早,张群把邓汉祥约去,说如果只是反对王陵基,他根据大家的意见,可以支持,不过撤换王陵基之后,由他兼任这句话,自己实在说不出口。
邓汉祥不以为然:“我们当然会派代表请愿,不用你操心。”
张群急于“经营大西南”,他以过去的经验为经验,误以为邓锡侯、刘文辉真心要跟他“团结”,邓汉祥又是多年好友,自然也是向着他的。孰不知邓锡侯是水晶猴,邓汉祥是滑猴,加上一个多宝道人,四川军政界再也找不出比这三个人更圆滑更精明的。三个精明人耍一个聪明人,结果就把这个聪明人推入了被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可怜境地。
“新铁三角”的整个计划步骤,共分三步,倒王是水到渠成的最后一步,第一步成立“民意代表联谊会”,第二步是建立“自卫委员会”。
张群对于建立“自卫委员会”持赞成态度,但他跟“新铁三角”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张群是幻想用“自卫委员会”的武装来抵抗解放军入川,邓锡侯、刘文辉却是要藉此“作为迎接新局面的准备”,也就是要用来进行起义。
两步并成一步,召开成立大会的这一天,也把王陵基给请了过来,以进一步试探他的态度。王陵基事先已经探听到了风声,想好了对策,等轮到他发言时,他就站起来毫不客气地说:“成立自卫委员会侵犯了我作为省主席的职权,于法无据,我根本就不承认。”
王陵基当场声明,他已电令各县不准成立“自卫委员会”,如果一定要办,他就要实行全省戒严,以武力取缔。
说完这些之后,王陵基抛下众人,甩手扬长而去。
代表们都以为己方人多势众,王陵基看了就会腿颤,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强硬,且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会场立刻炸开了。
与会的一百多人十分复杂,都是各有各的算盘。有人纯属看热闹或捞便宜,见到王陵基那凶巴巴的样子,马上就泄了气,但是以“新铁三角”为首的一帮人不肯罢休,他们决定飞赴广州,实行双管齐下,一面请“行政院”批准成立“自卫委员会”,一面弹劾王陵基。
要去广州,得有名义,“新铁三角”又找上了张群。张群正被王陵基弄得极为尴尬,于是也同意用他的名义派代表去广州。
离川赴粤时,代表们誓言一定要把王陵基“打下来”,“倒王拥张”活动由此达到了最高潮。
淮海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即遭桂系“逼宫”,被迫引退下野,幕前负责张罗的是“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
见到四川代表,李宗仁还以为是来捧他场的,马上表示欢迎,可是听来听去,却是反对王陵基主川,随即就变得兴味索然起来,一再声称自己是无权的总统,没法解决这一问题。
王陵基耳朵竖得直直的,代表们一出发,他就知道将面临更大的难题,心情变得极为紧张。
问题出给你,答案自己写。就跟打仗一样,应招不是关键,关键是找出对手的破绽,王陵基开始显现出他老辣的一面。
“新铁三角”也跟张群犯了一样的错误。他们急于求成,事情没完全办妥之前,就匆忙成立了“自卫委员会”,而且还发了一份宣言,宣言上只说要保卫川康的安宁,未提及当时通行的“戡乱”字眼。
王陵基就是从这份宣言上找到了破绽,他随即飞往台北草山,前去谒见蒋介石。
别的都不用说,一份态度暧昧的宣言,就足以让蒋介石作出判断,他立刻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致电“行政院长”阎锡山,阎锡山一听,也感到问题不简单,便以“不合章制,于法无据”批驳了关于成立“自卫委员会”的申请。
蒋介石原来对张群非常信任,通过这件事,他对张群也有所怀疑,认为他是受到了邓锡侯、刘文辉等人的利用。
“自卫委员会”无疾而终,王陵基也保住了川督的交椅,但那张椅子他实际上已坐不了几天了。
1949年11月上旬,解放军进军四川,直抵川东。国民党阵营风雨飘摇,“代总统”李宗仁的情绪也更为消极,干脆躲回桂林,不愿再承担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再次走向前台,由台湾飞抵重庆督战,他在当月反省录中记载:“明知其不可为,而我不能不为也。”
蒋介石仍希望像抗战时期一样,把四川作为大后方,凭借天府之国和蜀中天险,和共产党再周旋个一年半载,以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甚至是臆想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可惜的是,国民党这时的军事力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谷。自第二十军在芜湖覆灭后,杨森又重建了第二十军,其中除了一部分从前线逃回的残部外,多数为杨森从江西带来的保安团所组成,此外的“中央军”、川军也大多为打残后的新编部队,就算是这些部队,也早已军心涣散,如此防线哪里还能再撑得下去。
1949年11月30日晨,鉴于解放军已打到重庆近郊,蒋介石乘专机逃往成都,同时下令杨森率部撤退。
杨森督黔时,曾礼聘胡兰畦为贵州日报社社长。胡兰畦给杨汉域分析形势,论证国民党必然垮台的道理。杨汉域说:“你给老头子(指杨森)讲讲。”
杨森的位置站得比胡兰畦还要高得多,他哪能看不出形势走向,他给胡兰畦的回答是:“我在湖南平江杀过共产党,虽然那是薛岳的命令,但共产党是不会饶我的。”
当解放军逼近重庆时,担任二野司令员的刘伯承又派人策动杨森起义,并提出了生擒蒋介石等条件。
杨森予以拒绝。来人再三相劝,要杨森下决心扣住蒋介石,作为给共产党的献礼,免得偌大年纪还要流亡异乡。杨森老泪纵横,哭着说:“当年吴子玉(吴佩孚的字)落魄四川来投奔我,我都没有出卖他,现在我也不能这么做。”
离开重庆之前,杨森在市区巡视了一圈,见重庆秩序保持很好,他感慨地说:“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不能破坏。”
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但蒋介石还想在大陆保持最后一块基地,以便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这块基地,蒋介石设定为西昌,在此之前,他想依靠胡宗南的部队,在成都附近打一场“漂亮的仗”,先阻止解放军的三面包围,再从容逃往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