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第12/16页）

刘湘还希望将省外的这盘棋摆得更大一些。

1936年9月，他召集励进会骨干成员，在成都公馆举行秘密会议。刘湘亲自出席会议并讲话，就如何交结更多的“朋友”，让众人支招。大家一番讨论，所提交的“朋友”名单中有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还有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

最后刘湘选定联络陕西。因为根据情报，蒋介石要调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去福建，调杨虎城及其第17路军（又称小西北军或后西北军）去甘肃，另由胡宗南进驻西安，取代张、杨。

陕西是杨虎城的地盘，张学良则是继“九一八”、长城抗战后便居无定所，只能在陕西寄食以存，蒋介石动了他们的窝，那二位能不跳起来吗？显然，现在联络张、杨反蒋，恰在其时，反倒是韩复榘和阎锡山，小日子一直过得不错，很难下决心“造反”。

经过物色，刘湘决定派黄慕颜完成这一使命。黄慕颜首先去广西，与李宗仁谈定了“川、桂、陕”合作反蒋的事宜，接着再由成都乘机去西安，对外则宣称前往洽谈川陕联防事宜，以避人耳目。

黄慕颜的大舅子在西安绥靖公署任交际处长，为杨虎城的得力助手之一。通过这一关系，黄慕颜顺利地见到了杨虎城，并交付对方一份关于“川、桂、陕”联合反蒋的电稿。

杨虎城说他和刘湘在见解和想法上“完全吻合”，但他要黄慕颜稍等几天，待他和张学良研究之后再行答复。

实际情况是，张、杨正在酝酿一起惊天大行动。

1936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张、杨在华清池捉住了蒋介石。黄慕颜得知详情后，立即电告刘湘，并建议刘湘解决在川的“中央”势力，以响应西安。

西安事变发生时，刘湘正在大邑养病。闻知消息后，急忙赶回成都进行处置。在接到黄慕颜的电报，确证消息属实后，刘湘君臣又惊又喜。

惊的是，这张、杨也太牛了，我们撑破天，也只敢打打擦边球，玩玩合纵连横，他们竟能给老蒋来个瓮中捉鳖，瞧瞧人家这胆识，惭愧啊。喜的是，不用自己费吹灰之力，嚣张一时的老蒋已经束手就擒，眼看着连小命都要保不住了，真应了那句话，什么圈到最后都是花圈，什么坛到最后都是祭坛。

当天，四川发出两封通电，一封出自于国民党四川党部，一封出自于刘湘，前者声讨张、杨，后者看似态度模糊，实质是寓支持于模糊之中。

刘湘举止暧昧，弄得贺国光惶惶不安，一再找刘湘和邓汉祥探问，并竭力劝说刘湘拥护南京政府，但收效甚微。

刘湘尚保留着一丝模糊，是受邓汉祥之谏，采取观望态度，多看几天再说。

先看南京。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要举兵讨伐张、杨。早已倾向于蒋介石的孙震闻讯，立即附和，并要开拔入陕，刘湘电令其撤回川境，不准擅自行动。其他如邓锡侯、李家钰、刘文辉，一看事情这么复杂，马上都不动了。

再看西安。“讨逆军”已攻入潼关，并拟派飞机轰炸西安。刘湘一合计，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张、杨恐怕不会再留着蒋介石做人质了，只会将其咔嚓了事。就算“讨逆军”暂时攻不进西安，飞机炸，也得把老蒋给炸死。

那还等什么，动手吧。

正要下达进攻令，有幕僚劝止：“西安那边激战正酣，如此做法，会把“讨逆军”的注意力转移到四川来的，那样四川就要吃苦头了，何必呢。如果能确定蒋介石真完蛋了，到时再动手也不迟。”

刘湘认为有理，于是决定：先布置包围，然后再动手。

刘湘随即以潘文华为总指挥，傅常为副总指挥，将成都军校和重庆行营完全包围起来。

蒋介石在川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成都军校，另外还有宪兵团和别动队。发现自己被包围后，他们当然不甘于坐以待毙，所有大小官员全都自动自发地出来抢筑工事，昼夜和衣不睡，且不论文武，全部持枪在手，欲作困兽之斗。

成都市区由此一片肃杀，街上连行人都看不到几个。

刘湘等着老蒋毙命，便好下达进攻令，但黄慕颜那边又迟无消息。

1936年12月16日，刘湘召集高层会议，以便敲定最终立场。会上，傅常、潘文华主张立即响应张、杨，对成都军校和重庆行营发起进攻。

听完傅、潘之言，刘湘问邓汉祥以为如何。

邓汉祥说：“策之上者，莫若静观其变。蒋败，不过是瓮中之鳖，万一事有反复，则我未轻举妄动，大可免遭嫉恨。”

邓汉祥不同意此时发动进攻：“如果张学良杀了蒋介石，军校、行营就能搬得走吗？南京政府必不会善罢甘休。又假设张学良放了蒋介石，到时候我们怎么下台？”

有了“两广事变”时的教训，刘湘已不敢再随便头脑发热，他认为邓汉祥分析有理，遂力排众议，采纳了其建议。

邓汉祥立即出面安慰贺国光及其他在蓉人员，刘湘对外也换上了一副新面孔，宣布就任川康绥靖主任，领着邓锡侯等人，口口声声要“营救领袖（蒋介石）”。

这当然都是做给人看的表面文章，如果是真心“营救领袖”，他也犯不着把孙震给硬拉回来。

最好是张、杨把蒋介石给杀了，那得省多少事啊!

可惜天不遂人愿，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调解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陪送其回到南京。

刘湘既失落又诧异，但也无可奈何，只得下令对重庆行营和军校全部撤兵解围。

邓汉祥说的是对的，依靠他的远见卓识，刘、蒋的关系才未达到公开破裂的程度，继“两广事变”后，刘湘又躲过了一次莫测的风险。

可另一方面，刘湘却没有办法将他兴兵包围的事也都一概抹去，相关报告早就飞到了蒋介石的案头，双方原有的梁子不仅没有解开，反而越结越深。

暗斗仍将继续，只是进入了一个更为激烈而微妙的阶段。

1937年2月，社会上谣言纷传，一边说蒋介石要下手搞刘湘，一边又说刘湘也将有所行动，驻川“中央军”与川军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双方都忙于构筑工事，以备不测。

已升任代行营主任的贺国光急忙下令将工事全部铲除，刘湘也通过讲话辟谣，事态方告平息。

所谓“谣言”都不是没来由的。蒋介石给刘湘发来电报，让他派全权代表到南京商议要事。

刘湘敏感地意识到，蒋介石要下手“搞”他了。跟蒋介石打交道，环顾幕中，唯邓汉祥能胜此任。在送邓汉祥出发时，他把自己想好的策略告诉对方：“无论蒋介石出什么题目，我们都要抱一个拖字来应付，拖一天有一天的机会，以避免和他打仗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