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第11/16页）

要谈，就谈个人存亡，并让刘湘在既怕“蒋”又惧“共”之间做出选择，不是多项选择，而是单项选择。

在做足铺垫之后，高兴亚终于进入了正题：“冯先生跟蒋介石打交道，吃够了亏，但是他跟共产党交朋友，就从没吃过亏。”

冯玉祥所说的这些皆有出处。比如他与张作霖、吴佩孚在南口大战时，曾经惨败到几乎溃不成军，后来在苏联的帮助下才得以重整旗鼓，而“抗日同盟军”更是直接得到了延安方面的支持。

高兴亚转述了冯玉祥的原话：“就以浅薄的眼光来看，共产党是与蒋介石争天下，不是与你刘甫澄争天下。现在蒋介石的刀已插进你的心脏，为什么对与共产党交朋友还心存顾虑呢？你是不是怕共产党比怕蒋介石还厉害，你看看我的情况，就知道不会吃亏！”

在中国当时的国情之下，这哪里是浅薄，简直都是一条条活生生的真理，所谓革命云云，倒真是“打官腔、说空话”。

刘湘听完这些话，顿时茅塞顿开、兴奋异常，他用手在茶几上一拍：“冯先生真乃知我爱我者。我决定与共产党交朋友。”

经过冯玉祥的说服，刘湘一改出道以来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仇视态度，一面答应释放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犯，一面与延安方面建立了直接联系。

刘湘的代表自延安返回后，向刘湘汇报了毛泽东的话：“只有坚持抗日和民主，才能制蒋，譬如牵只老虎给他（蒋介石）骑在背上。骑上，他就不能有所作为，下来，就要被老虎吃掉。”

刘湘大为叹服，从此将这句话引为圭臬。

延安也向四川派出代表，四川地下党的领导人罗世文即于此时入川，他们与冯玉祥的驻川代表（部分也是地下党员）一起，被刘湘聘请为高级幕僚。

刘湘虽然并没能如他所愿，训练出“准西北军”，但在地下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却得以建立起一个神秘组织——“武德励进会”。

“武德励进会”的前身为“武德学友会”。学友会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很是相似，虽然人数众多，但其内部结构极为松散，有的人交过会费，却从没去过会址，更有甚者，还不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学友会就相当于现在高校的同乡会。要做能做的事无非两样，一是联络感情，大家空下来打打扑克、推推麻将，或者吹吹牛聊聊天。二是办一本会刊杂志，也无非是证明尚有这个组织存在而已。

刘湘新办的励进会与学友会并非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二者并存，学友会属于外围组织，完全公开，励进会属于核心组织，对外始终保密。

励进会的入会手续很严格，必须由两个老会员介绍，并经刘湘亲自批准，才能成为正式会员。

入会之初，会员要宣誓，首要一条便是拥护“会长”，也就是刘湘。毒誓由每个会员自己填写，申明如有违反，须受的各种惩罚：有人填“枪毙”，有人填“杀头”，有人填“家破人亡，断子绝孙”……念完毒誓，还要按手印，整个程序弄得跟加入黑社会差不多。

刘湘最初发展的会员，都是营长以上的实职军官，后来逐渐推广到王陵基的保安队，最后连县政、财政训练班也被纳入其中。

参加过蒋介石峨嵋军训团的军官，被刘湘认定为有“中毒”嫌疑，这些人是不能马上介绍入会的，必须先要到他举办的军官教育团回炉再造。军官教育团名义上是上军事课，但主要仍是“精神讲话”，不过是跟军训团反着来，而且由刘湘亲自主讲，这叫“消毒”。

只有消过“毒”的人员，再经逐个考察，才能拥有加入励进会的资格和机会。

在嫡系将领中，潘文华、王陵基得以被批准入会，成为刘湘暂时能信得过的“自己人”，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则受到励进会的严密侦察和监视，因刘湘怀疑王缵绪加入了复兴社，每天负责在其身前身后盯梢的竟达二十人之多。

继“以神治军”过时之后，依靠励进会，刘湘成功地从“以神治军”过渡为“以会治军”。最盛时，励进会员多达八百人，形成了以刘湘为中心的所谓“甫系”。

在刘湘的护持下，地下党逐渐进入励进会的核心决策部门，并在刘湘与蒋介石的暗斗中扮演起重要角色。

康泽的复兴社无孔不入，到处搜集情报，地下党就在励进会中设立情报训练组，专门训练反蒋特工人员。

别动队持有武器，并受过军事训练，一般人不敢惹，励进会便也相应成立了特务队，对别动队进行打击。

曾有几次，特务队在深夜向别动队员发起暗袭，用麻袋罩住，捆绑后丢入沟内淹死。

别动队在明处，特务队在暗处，四川地方又大，以致于别动队吃了亏后，都不知道该找谁算账。康泽气急败坏，找到刘湘大发雷霆，质问是怎么一回事。刘湘推说他会慢慢调查，就把这个不可一世的锦衣卫头目给打发掉了。

除发起情报和特工战外，地下党的舆论宣传也很有力量。小说《红岩》中除罗世文外的另一个地下党著名领导人车耀先，当时就在刘湘手下担任杂志主编，进行抗战宣传。

蒋介石发现要打入刘湘的军队，变得越来越困难。

参谋团成员去看望一位老友，此人便是加入励进会的少壮军官，他直言不讳地说：“中央入川帮助打红军，我们竭诚欢迎，但如果要征服四川，那将受到抵制。”

用“征服”二字，等于把“中央”等同到了异族或者外敌，其敌意可见一斑。

在励进会的明争暗攻下，一贯叫得最凶的康泽率先支持不住，政训活动被迫停顿，并于年底自行撤销，他自己也被调去“禁烟缉私”。至此，除少数隐藏得较深的复兴社骨干外，重庆行营、成都军校以及宪兵团、别动队都偃旗息鼓，躲到了一边，蒋介石的势力在四川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刘湘能够“联共”，并不是真的对共产党和红军起了好感，说到底还是利害关系使然，但他却着实从中尝到了甜头。

“七七事变”以前，延安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据说毛泽东曾亲自致信刘湘，说延安想办一个图书馆，可是缺乏图书资料，希望刘湘能予以帮忙。

众人议定送一万元，在没有通货膨胀之前，一万元不少了。上报刘湘，刘湘说：“一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点力。”

随手一批，便是五万。

在“联共”的基础上，刘湘再派张斯可赴广西南宁，那里也驻有延安代表，三方代表共同签订了“红（军）、桂、川军事协定”，商定要联合反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