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第6/16页)
县训期间,他每天过问训练班的授课和办学情况,每周一定要给学员作两个小时的“精神讲话”。针对学员全都是清一色的四川人这一特点,他在讲话时极力灌输“川人治川”的理念,告诉学员绝对不要走“中央”的路子,否则四川就难以搞好云云。
在这些学员中,也许不乏慷慨请命、指点江山的理想主义者,不过大部分人的共同愿望,还是希望能借此谋个好饭碗。邓汉祥明确地告诉众人:“县长、区长都是由省府委派的,行营虽然可以管省府,但绝对不能委任县长、区长!”
他就差对着学员们喊出来了:记着,你们只要拥护刘湘,跟着省政府走,我就一定能给你们好的前程!
邓汉祥所说也并非虚言。刘湘不是一个紧握所有权柄,死也不肯放手的人,早在重庆崛起的时代,他就曾把财权交给了刘航琛,以便对方便宜行事。自从判定刘航琛“心术不正”后,他又把这部分权力包括大部分用人权,又移交给了邓汉祥。
除省政府的厅处长以及专员,须刘湘本人亲自裁决外,其他诸如县长、区长,皆由邓汉祥一人定夺,甚至于刘湘下手令委任的县长,如果邓汉祥以为不妥,刘湘亦会马上收回成命。
县训班一结束,邓汉祥便运用手中权力,对毕业学员予以重用。当然这是有附加条件的,那就是要对刘湘忠贞不二。
在邓汉祥的大力拔擢下,全川一百多个县,过半的县长为县训学员,五百多个区的区长,全部由县训学员充任,至于各县政府的秘书、科长,也几为县训学员所包干。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培养重用,比空口许诺“你们就是明天的希望”之类要实际得多,也因此引起了各方面的不少指责,以为学员毕竟都是些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怎能一下子提拔到如此高位呢?
邓汉祥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他说:“这些年轻人都是四川人,又属考试录取,他们年富力强,正是大有可为之时,为什么不可以量才使用呢?”
见邓汉祥冲到了第一线,杨永泰又岂是省油的灯,正当两人相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忽传命令,要抽调杨永泰前去湖北。
湖北原由张群主政,但这时中日两国频频发生摩擦,日本在外交上又步步紧逼,蒋介石便决定让张群前去周旋,所留下的空缺,由杨永泰填补。
1935年12月,杨永泰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离开了四川。邓汉祥乘势而进,完全占领了“县训”这块在他看来举足轻重的阵地。
刘湘主政期间,邓汉祥共主持了三期县训,培训学员一千多人,这些学员皆尊邓汉祥为师。一时间,邓汉祥的门生遍布全川。
为了继续团结和约束这些门生故吏,邓汉祥又组织了县训同学会,专门考察毕业学员的思想言行,一旦发现有投向“中央”或偏于其他派系的言行,立刻就会被罢免或剔出局外。
随着杨永泰的暂时离去,两个强硬对手变成了一个,邓汉祥只需向康泽一人开战。
他以县训学员为骨干,在各县设立保甲人员指导室,以县长、区长来对甲长、保长实施“消毒训练”,同时实行省政统一,使专、县、区都被掌握在省政府之下,从而大大限制和削弱了复兴社的政训活动。
要论政治才能和谋略,康泽还远不如杨永泰,邓汉祥这一着棋过去,差一点就把他给将死了,以致于康泽手忙脚乱,全无应招之策。
刘湘和邓汉祥初战告捷,但这对君臣并没能因此高枕无忧。
自从有过把他调到河南的传言之后,刘湘就特别注重相关情报,唯恐漏掉蒋介石对他伺机下手的任何一点动静。
他在省府建有情报机构,大量搜集与蒋系阵营有关的情报。除此之外,他还从侦察电台抽调了两名破译密电的高手,专门负责截获和破译重庆行营、康泽同蒋介石来往的密电。
每天晚上,刘湘都会认真研究这些情报、密电,发现几乎全都是针对他的攻略,内容从“挖墙脚”到“政治战”,无所不有。最让刘湘感到寒心和后怕的是,他发现蒋介石在四川有一个“五运”计划,即用“军运、匪运、团运、学运、民运”,来对刘湘阵营进行全面瓦解。
看来要是不彻底整倒我,老蒋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是刘湘经过研究后得出的最终结论。
和熊克武、杨森、刘文辉不一样,蒋介石就是一只难以匹敌的超级大鳄,只要他下了狠心,什么“川人治川”、县训同学会,不过都是浮云,人家立马可以将其全部摧毁。
一想到前期所有的努力,到头来都可能沦为一场春梦,刘湘便感到不寒而栗。
他必须寻找新的对策。
这一次,刘湘把蒋介石当成了师傅。蒋介石曾告诉他,与红军作战,最好的办法不是以军事对军事,而是要“三分政治,七分军事”。
刘湘来了个以毒攻毒,把这套方略运用到了蒋介石自己身上,名称也变了,叫做“表面敷衍,暗中防范”。
“表面敷衍”暗合“三分政治”,就是给蒋介石打马虎眼,用笑脸将他哄住。“暗中防范”则与“七分军事”接近,是要联络全国各地的反蒋派别,像战国时那样,以“天下之士合纵而攻秦”。
一人饰不了两角,刘湘把扮笑脸的活交给邓汉祥,今后与蒋介石的所有接洽和函电,也全部由邓汉祥负责办理。
恶人甚至是敌人的角色,则由刘湘亲自扮演和统筹。考虑到“暗中防范”的风声传出后,可能会影响邓汉祥取信于南京政府,在公开场合,他都有意让邓汉祥采取回避态度,只由钟体乾、张斯可等其他谋士参与其中。
刘湘首先想到的是联络南方诸侯,除了区域接近,当时的南方诸侯也确实声势很大,其中陈济棠在广东,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龙云在云南,皆能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
此前,刘湘为了表示向蒋介石一边倒,已将派往各省接洽的代表一律撤回。这时便又以张斯可等人为代表,偷偷前往两广和云南进行联络。
两广和云南所面临的威胁,跟刘湘没有什么两样,双方很快就情投意合,走到了一起。
有了这么多反蒋派别撑腰,刘湘的底气一下子壮了起来。
过去连上个街都跟逃犯似的,凭什么啊,难道我就不能表现出一点腔调来?
1936年6月1日,爆发两广事变,陈济棠以抗日为名通电反蒋,李宗仁、白崇禧也摩拳擦掌,南京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给四川省府发来电报,要刘湘通电指责陈济棠“据地称兵,破坏统一”。
邓汉祥接到电文,深感此事非同小可,立即赶去大邑,面见正在养病的刘湘,与之会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