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皇帝也可以说一声“拜拜”（第2/6页）

这种说法，如果不看背景，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在南宋百废待兴、尤其需要加强防务以立国的背景下，这种貌似公允的调子，其隐含的意义就不止是对一两项政策的否定了。

高宗居然也就听信了这种说法，让三省不要再推行原来的买马政策了，每州买百匹即可。东南不产军马，因此免于施行。此外劝民出资的政策也一律停止。高宗解释说，更改政策是由于“恐致骚扰”。李纲的权威第一次受到挑战。

可巧这个宋齐愈，在这时自己出了问题——有人弹劾他在围城期间有立场问题。

宋齐愈，字文渊，号迟翁，籍贯及生年均不祥。宣和中为太学官，当时徽宗召见，命作梅词，要求必须是前人所未道之语。宋也算个很有才气的词人了，立刻写了一首《眼儿媚词》，内有“霏霏疏影转征鸿，人语暗香中。小桥斜渡，西亭深院，水月朦胧”之语，清新可读，徽宗见了，不由连连叫好。

在钦宗朝时，他为右司员外郎。战乱后从围城中逃出，来到行在，自报在靖康年末请了病假，因而没有参与伪楚之事。后高宗授予他谏议大夫。

现在，有臣僚揭发：他是立张邦昌为“皇帝”的首倡者，且证据确凿。李纲与执政将这个检举奏疏呈了上去，高宗震怒，命交给御史台审问。审问结果其罪行无误，宋齐愈自己也服罪。

当时，为他说情的人颇多，但是高宗却不能释怀：“齐愈奸佞悖逆如此，岂可不正典刑！假使邦昌事成，置朕何地？”

皇帝发了火，于是大家再不敢言。这位政治不过关的才子，最终被推出西门斩首（一说腰斩），罪行张榜于街巷。

宋齐愈在甄别运动中被揪出，纯属咎由自取。但是由于李纲是“议伪命”的倡导者，所以宋的被杀，有人就把账算在了李纲头上，在稍后引发了一场政潮。

与此同时，还有御史台审结的陈冲、余大均、洪刍、王及之等案也一并报高宗处理。这些人都是在围城中诱惑宫女为妾，或把犒劳金军的金银占为己有的罪臣。高宗在公文上批道：“此何等时，乃敢如此！”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起初，这四人也有可能掉脑袋，众人连忙解救，高宗松动了一步，批示：罪重者流放登州（今山东牟平）沙门岛，永不放回，其余的编管岭南。

此外，龙德宫华国夫人李春燕也被逮，由京城留守司等衙门会审。查实张邦昌在结束“皇帝”生涯回府时，李春燕送他出禁中，告别时的谈话涉及高宗当藩王时的隐私，按律为“指斥乘舆”，也就是骂皇帝。

还有张邦昌当时住在福宁殿，李春燕曾让自己的养女——宫女陈氏为张邦昌侍寝。后来张邦昌很中意这位小娘子，就用姐姐的一个丫环将陈氏替换出来，收在了府中。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是他狗胆包天睡了皇帝的宫女！ 事情一审出来，高宗又震怒了：“邦昌竟敢住宫禁寝殿，私奸宫人，可见其何等猖狂！”

——叛国的事情不恼，睡了个小保姆却要大光其火。上级有时候对事物的判断常常让下级摸不着头脑。

李纲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对这一系列罪臣在处理的时候非要置他们于死地，就连对宋齐愈，他也曾以大赦为名力救，尽管他知道宋与黄潜善私交甚好。这次对张邦昌也是一样，李纲提醒高宗道：“邦昌既敢僭窃位号，陛下已特恩宽宥，此乃细故（小事）耳，似不须加罪。”

然而高宗不这么看，卖国不要紧，侮辱了皇家的面子才是大事！他大笔一挥，赐张邦昌自裁！之后，就派了殿中侍御史马伸，急赴潭州监督执行。

张邦昌欠大宋皇朝的一切，就此全部偿清。据说，他临死时曾大呼冤枉，后世也有人为他鸣不平。不过，他的所谓“冤或不冤”的问题，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难道卖国还有什么苦衷么？

宋齐愈跳出来阻挠李纲的备战计划，他命不好，自己找了死。但是，朝中对李纲的攻击并未停止。

黄潜善营垒里又蹦出一个河北转运使张益谦来，指责张所的河北招抚司扰民。他说：“自从招抚司设立以来，盗贼越招越多，白昼杀人，不如罢之，将此事交给地方帅臣去办。”

李纲十分愤怒，对高宗说：“张所目前仍留在京师招集将佐，尚未及行，益谦何以知其扰民？朝廷以河北民无所归，聚而为盗，所以才实施招抚，要借其力而用之，岂因置招抚司而有盗贼乎？今京东、京西群盗横行，攻掠郡县，又岂是招抚司之过？目前局势艰危，朝廷欲有所振作，张益谦一个小臣，却以非理阻止，此必有主使者。不惩之，无以戒妄议！”

但是高宗多少受了张益谦的影响，下旨招抚司：一旦就绪，马上渡河，不得抽调京城守兵，一切装备由朝廷供给。招抚来的河北兵民要严加管束。同时又让张益谦做个详细的报告呈上来。

黄伯彦把持的枢密院绕开尚书省，将张益谦的申诉状直接呈递皇上，取了旨，痛批了一顿招抚司，并行文河北各州县。文件下发数日之后，才跟尚书省打了个招呼。

李纲见了这个，差点气晕了，立刻拿了这份文件，与汪伯彦等在廷上展开了一场激辩。

先前高宗对招抚司的告诫，尚书省已有公文发下，传达了圣上意旨。现在这个枢密院公文，内容与尚书省的不同，你叫下边听谁的？ 李纲奏道：“张益谦所奏都是细故，且有待考察，尚书省得旨后已发文，而枢密院又另外取旨痛批之，此何理也？不过欲与张益谦互为呼应，以细故害大计、压制张所罢了！朝廷委派张所招抚，措置刚刚就绪，即将成功，却遭打压如此。州县知道朝廷有不同意见，如何还肯努力？弃事功于垂成，真可惜也！臣不知朝廷对于张所，是欲其成呢，还是欲其败？欲其成，则不当打压之如此，欲其败，则不如罢去算了，不要这样挟私害公了！打压一张所又何所难？但是误了国家大计，使河北兵民、州县尽为金人所得，中原不能保，何人能负其责？靖康间，就因朝廷意见不同遂致大祸，今日岂可复蹈前车之辙？”

这一番痛斥酣畅淋漓，且不管你什么君主尊严、大臣体面，把“潜规则”撕破了说话。直说得汪伯彦脸上红白不定，无言可对，只得咬定不知道尚书省已有公文下发。

高宗当然也无话，只得让枢密院改正，还是以尚书省的公文为准。对张所问题的处理，可以说是李纲在朝中与黄、汪第一次公开爆发冲突，此前他与两位执政起码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和谐，所有朝中大事都是经过商量才报呈高宗的。黄、汪这次的背后捣鬼，换了别人，也许会忍让一下就过去，或者也报以阴柔之术，但李纲行事向来不愿委琐，所有意见都是直通通地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