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梦醒之后:散文在“战斗”与“闲适”之间(第5/9页)
从1921年开始的美文建设,几年后便蔚为大观,周作人把这种文体发展到任心闲话、着手成春的境地。如名篇《谈酒》,开头说:“这个年头儿,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叙说家乡做酒、饮酒的习俗,娓娓道来,如对面闲谈。接着谈到自己的酒量、酒趣,不知不觉把话题引到“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照我说来,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罢。”最后却又归到“或者在中国什么运动都未必彻底成功……仍旧能够让我们喝一口非耽溺的酒也未可知。倘若如此,那时喝酒又一定另外觉得很有意思了罢?”文章以“意思”始,以“意思”终,寓意深远却又让人浑然不觉,确有大巧若拙之概。
周作人这种风格的散文带动了一个“闲话风”气候的形成。“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这种境界使许多散文作者欣然向往,它虽不是剑拔弩张的战斗,但这种“随意”、“任心”也正是“五四”精神之一种,这其实也是对文以载道的封建传统的“和平瓦解”。周作人在《喝茶》中云;“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这里有悠然出世之感。周作人似乎做什么事都有自己的一套“别趣”:“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蘋,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但这些别趣中,不难品出若干苦味、涩味,这不能说是与“战斗”无关的。人们多注意周氏兄弟中鲁迅的“痛苦”,但是标榜“闲适”的周作人真的“闲适”吗?读他的文章,似乎他很会饮酒,很会品茶,很会欣赏万事万物,很会“艺术地生活”,但他在实际生活中远没有那么风雅讲究。他所标榜的东西,或许都在表达一种向往和摆脱也未可知。即以兄弟失和事件而论,恐怕周作人心底的苦痛不比鲁迅为少吧。周作人是多么渴求“闲话”、“闲适”他的战斗是为了闲适,他的闲适却抹平不了战斗。从周作人的闲适文中仿佛能听出一个声音:“我不干了还不行吗?”但另一个声音说:“不行,让你干就得干,不干不行!”周作人前半生的散文似乎预兆了他后半生的命运,又苦又涩但却装得满不在乎,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破了戒的虚竹仍然可以做高僧,知堂老人也始终相信自己是好和尚,“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只是不难看破,这里有太多的无奈和苦笑,或许这便是人生真相的闪现吧。
周作人的“瓦屋纸窗”之下,东倒西歪地聚集了几个茶友俞平伯、钟敬文、废名等。
周作人曾说:“平伯所写的文章,自具有一种独特的风致。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的新。”又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堙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我读平伯的文章,常想起这些话来。”的确,俞平伯的散文经常示人以一种名士风度,使人于微暖轻醺中有不知身在何世之感,且看名篇《陶然亭的雪》中的一段:
我只记得青汪汪的一炉火,温煦最先散在人的双颊上。那户外的尖风呜呜的独自去响。倚着北窗,恰好鸟瞰那南郊的旷莽积雪。玻璃上偶沾了几片鹅毛碎雪,更显得它的莹明不滓。雪固白得可爱,但它干净得尤好。酿雪的云,融雪的泥,各有各的意思,但总不如一半留着的雪痕,一半飘着的雪花,上上下下,迷眩难分的尤为美满。脚步声听不到,门帘也不动,屋内没有第三个人,我们手都插在衣袋里,悄对着那排向北的窗。窗外有几方妙绝的素雪装成的册页,垒垒的坟,弯弯的路,枝枝枒枒的树,高高低低屋顶都秃着白头,耸着白肩膀,危立在卷雪的北风之中。上边不见一只鸟儿展着翅,下边不见一条虫儿蠢然的动,(或者要归功于我的近视眼)。不用路上的行人,更不用提马足车尘了。唯有背后热的瓶笙吱吱的响,是为静之独一异品;然依昔人所谓“蝉噪林逾静”的静这种诠释,它虽努力思与岑寂绝缘,终久是失败的哟。死样的寂每每促生胎动的潜能,惟万寂之中留下一分两分的喧哗,使就烬的赤灰不致以内炎而重生烟焰,故未全枯寂的外缘正能孕育着止水一泓似的心境。这也无须高谈妙谛,只当咱们清眠不熟的时光便可以稍稍体验这番恳谈了。闲闲的意想,乍生乍灭,如行云流水一般的不关痛痒,比强制吾心,一念不着的滋味如何?这想必有人能辨别的。
这里写的是北国的雪,如果与稍后鲁迅所写的《雪》相比,则不啻有云壤之别。后者是升腾闪烁,蓬勃奋飞,而前者却是“死样的寂”。作者自称是“逢人说梦”之辈,他所编织的梦与周作人所造的“瓦屋纸窗”之趣是异曲同工的。
1923年8月,俞平伯和朱自清同游秦淮河后,各自写了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朱自清写得简朴舒缓,特别在写到他们拒绝了歌女的卖唱时的内心矛盾,坦诚老实,灵魂解剖意味颇浓。而俞平伯着意渲染一种“怪异样的朦胧景色”,并从中寻找禅理。对于歌女的卖唱,他承认“有欲的微炎”,但之所以拒绝,“佩弦说他的是一种暗昧的道德意味,我说是一种似较深沉的眷爱”。俞平伯尽力做出“无所用心”之态,想在人事之外沉人如下的世界:
虽同是灯船,虽同是秦淮,虽同是我们;却是灯影淡了,河水静了,我们倦了,——况且月儿将上了。灯影里的昏黄,和月下灯影里的昏黄原是不相似的,又何况入倦的眼中所见的昏黄呢。灯光所以映她的裱姿,月华所以洗她的秀骨,以蓬腾的心焰跳舞她的盛年,以饧涩的眼波供养她的迟暮,必如此,才会有圆足的醉,圆足的恋,圆足的颓弛,成熟了我们的心田。
这真是有些令人神往的“闲适”。然而23岁的作者真的这般“圆足”吗?俞平伯自己也不敢承认:
凡上所叙,请读者们只看作我归来后,回忆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二,微薄的残影。若所谓“当时之感”,我决不敢奢望诸君能在此中窥得。即我自已虽正在这儿执笔构思,实在也无从重新体验出那时的情景。说老实话,我所有的只是忆。我告诸君的只是忆中的秦淮夜泛。至于说到那“当时之感”,这应当去请教当时的我。而他久飞升了,无所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