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礼拜六的欢歌：调整期的通俗文学（第10/10页）

女教育界的明星！……新任广东省立第三女子中学校长黄芝丽女士……本来是少年失学的，因后来为家庭问题，便奋志向学；入广东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即任番禺女子高等小学校校长。该校校务，顿见发达，学生从五十名增加至三百余名。女士并且开办女子职业学校，以便那些来学的妇女，毕业了能谋自立，不要专事依赖男子……女士常说：“要男女平等必先女子要有学问，有职业，能够独立；这样可以使男子知道女子也是人，不是他们的玩物……”

这是一篇既提出问题又试图解决问题的小说，而且解决的途径可以说还是比较实际的。

另有一篇发表于《礼拜六》134期的《黄金美色》写老富翁刘尚卿娶了第六个姨太太，还要到妓院去追欢逐乐，为了一个被称为“花国总统”的名妓，挥金数万仍不得手，一气之下，买动一个乞丐装成阔少，打动芳心，最后在“花国总统”下嫁前夜亲自戳穿，“花国总统”羞愤自尽，而老头的六姨太却也偕人卷逃。小说涉及的不仅是家庭的妻妾问题，还有更深的男女心理学问题。

徐卓呆的短篇小说以滑稽著称。《红玫瑰》第一期上有一篇《开幕广告》，初看仿佛是侦探小说，演员张月痕因演出失败而自卑不振，朋友介绍他到一剧场当台柱，并为他设计了一个绝妙的开幕广告。张月痕住进一家旅馆，又扮成自己夫人来寻，使旅馆怀疑发生命案，警方来查，观者甚众，然后揭开真相，小说最后说：“这不是犯罪，乃是张月痕的拿手好戏，请明晚到微光剧场看他的第二本罢。”徐卓呆的滑稽才能到后来还有更大发展。

平江不肖生虽以长篇成名，但他的短篇更富艺术魅力。实际上他的长篇也可拆成许多短篇。武侠小说在20年代还不甚讲究“结构”艺术，所以一段一段当成短篇来看也是很有趣味的。

野火春风，遍地开花的通俗文学家在各种文体上游戏着、探索着，游戏地探索，探索地游戏。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暴风雨经年不绝，尤其是1921年后新文学社团笋生蜂起，集团进攻颇难抵挡。在这一背景之下，通俗小说家们同气相求，成立了两个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隐隐抗衡、完全异趣的“组织”——星社和青社。

1922年的七夕，范君博、范烟桥、范菊高叔侄三人，加上顾明道、赵眠云、郑逸梅、姚苏凤、屠守拙、孙纪于几人，在苏州的留园雅聚。大家一时兴起，就结了一个社，摄影留念，范烟桥题名为“星社雅集”，取七夕双星渡河之义。此后陆续有人加入，最多时达105人，“星斗满天，蔚成东南一个文艺的集团”。

同年七月，上海还成立了一个青社，成员与星社大同小异，彼此交插游动。发行过《长青》周刊五期，后来成员“大半隶属于星社旗帜之下”，无形之中星散，不像星社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

星社结集的前七天，赵眠云、范烟桥已在苏州刊行《星》周刊，发行了35期，到1926年又复刊为三日刊，此外还编印过小说汇刊《星光》，杂作汇刊《星宿海》、《罗星集》等。这些刊物均是兴会之举，并非正式机关刊物。通俗文学社团没有宣言、没有章程，“有几次星社雅集，有人提议定社约及入社书，交社费印社友录等，终于不愿意成为合法的团体而否决”。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其性质。曾有几个星社成员去济南为张宗昌办《新鲁日报》，一些社友“认为代军阀司喉舌，大有道不同不相为谋之慨”，于是登报脱离星社，俨然义愤堂堂。但后来“鲁行诸子，倦游而归，我们仍旧言归于好，毫无芥蒂，小小的裂痕，也就吻合无间，月仍照例举行雅集一次，杯酒联欢，兴殊不浅哩！”可见这才是不问政治的“纯”文学社团。他们的所谓雅集，不过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喝茶、闲聊、吃点心、猜谜语。有一年举行“趣味展览会”，把各人收藏的宝物陈列观赏。任乐天拿来一瓶毒瓦斯，“以质量少，可以嗅领，触鼻微有杏仁气，非常时期之物也”。徐卓呆拿来一破炮弹壳，配以红木座，标签上写：“类别：大花瓶。价值：有倾家荡产之价值。”这实在比今天的种种伪现代派、后现代派的表演要深刻得多、智慧得多。

通俗文学界这种默默无言、顺其自然的结社方式，既是对六朝遗风、明清士人的追慕，也是对新文学界汹汹声讨的一种回答。在平和无言中，通俗作家们勤勉地耕耘着自己的苗圃，度过调整期，迎接现代通俗文学的中兴时代。

不过，闲情雅致的力量万不是“组织”的敌手。“礼拜六”毕竟是周末，欢歌过后，一个新的星期即将开始。在新的星期里，周末的娱乐也将被纳入“计划”。可贵的是1921年前后的礼拜六文学家们，并不相信历史那么轻易地就判定了“谁主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