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6/11页）

第二种势力“传统势力”的根柢，可追溯到1853年，是年上谕令李鸿章由北京回安徽镇压太平军。这道上谕还令监察御史袁甲三与他一道共同协助吕贤基（见第五章）。是年晚些时候，亦已回安徽镇压太平军的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在袁甲三幕府中供职数月，招募“乡勇”镇压正在兴起的捻军。[71]1853年的这些事件是安徽李家与河南袁家长期亲密关系的肇始。大约在1863年袁甲三去世三年之后，曾随他征战疆场，后来成为著名军事将领的他的一个侄儿袁保庆因无子嗣，领养了他大哥袁保中的四子，这个成为一个著名文武世家的嗣子的六七岁男孩，就是袁世凯。[72]和李鸿章一样，袁甲三本也是以文人开始其宦海生涯的，但时势却使他成为一个军事将领，也正是通过军界，袁世凯将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

袁世凯尽管参加了几次科考，但是从未榜上有名。然而，他很会用兵，1880年捐得第一个头衔后，投入山东吴长庆军中，吴长庆是淮军旧将，也是袁世凯养父的老友。1873年袁世凯的养父死于南京，吴长庆和刘铭传负责办理了丧事，14岁的袁世凯则护送灵柩返里葬于祖坟。[73]袁世凯投奔吴长庆时只有21岁，但是他并没有做一个普通士兵，吴长庆令他在张謇指导下继续攻读学业。张謇当时也在吴长庆幕中，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实业家之一。在张謇指导下，袁世凯学习赋诗作文，但是他的军事才具远远胜过他的文学才能，因而根据张謇的推荐，吴长庆让他训练自己的军队。张謇还告知他要放弃任何作文官的希望。[74]

1882年，袁世凯第一次出头露面的机会来了。是年，署直隶总督张树声（时李鸿章正在籍丁母忧）令吴长庆率兵三千赴朝鲜平叛。张树声是在薛福成的建议下命吴长庆出兵朝鲜的。陪吴长庆同行的有安徽同乡、李鸿章的水师提督丁汝昌和负责外交事务的马建忠。作为吴长庆幕府成员，袁世凯亦随同前往。由于他在平叛中执行军事任务迅捷有效，引起李鸿章的注意，叙功奏奖记名同知。[75]当朝鲜国王打算采用新法训练一支500人的特种部队时，李鸿章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袁世凯。这样，袁世凯便留在朝鲜练兵，向朝鲜国王和王后大献殷勤，并总管中国驻朝军队。[76]1884年，日本一手策划了甲申事变（在汉城），袁世凯迅速行动，将其平息于发动之初。在这场战事中，袁世凯结识了唐绍仪，唐当时正负责守卫朝鲜海关总税务司穆麟德（P.G.von Mollendorff）的官邸。这一相遇导致了日后二人间亲密、长久的友谊。[77]

唐绍仪于1874年随第三批幼童离华赴美，1880年从哈特福德（Hartford，Connecticut康涅狄格州）中学载誉毕业，袁世凯入吴长庆幕就是在这一年。1881年夏留美幼童被勒令回国时，唐绍仪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完成了一年级学业。和其他许多留美学生一样，唐绍仪回国后亦供职于李鸿章手下。1883年，李鸿章委派穆麟德为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唐绍仪被派作他的助手。[78]同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唐、袁二人在1884年的甲申事变中偶然相遇，也是在中国不同的地方业已存在多年的那两种“势力”的相遇。

由于在汉城平叛有功，袁世凯被召回国，由李鸿章推荐，被任命为中国驻朝鲜通商大臣，赏加道员衔。1885年袁世凯返朝上任，唐绍仪作为他的机要秘书亦随同前往。[79]从这时起到1894年，袁世凯是中国的（也是李鸿章的）驻朝代表，在这九年中，唐绍仪则一直是他的机要秘书，并在他外出时代拆代行。[80]这种关系，始于朝鲜时代，延续到20世纪，随着袁世凯的官运亨通，唐绍仪也扶摇直上，中华民国的建立使这一关系发展到顶峰：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唐绍仪则成为第一任国务总理。沿着接近于传统模式的行伍道路步入仕途的袁世凯成为领导者，而“归国学生”唐绍仪则倚袁世凯为靠山。

按照太平天国以前的标准衡量，袁世凯和唐绍仪只是在一段十分短暂的时间内是李鸿章的幕府成员——袁世凯是在1894年对日作战时协助周馥负责李鸿章的营务处，唐绍仪则是在1881—1883年和1899—1900年两次在广州作李鸿章的译员。在其各自一生的其他时间里，他们或为李鸿章的幕友的幕友，或是做官。早期幕府制度的形式是一小组谋士围着一个官员。曾国藩使之范围扩大，幕友也开始有自己的幕友。当李鸿章为了经营管理他那些五花八门的企业而将幕府制度进一步扩大时，幕府便失去了原有的小而紧密的特性。幕友和幕主之间的界线、私人聘用和国家录用之间的界线，统统变得模糊了。袁世凯实际上是在吴长庆幕府供职，但是却听从李鸿章的指挥，以李鸿章为奥援。他任职朝鲜时的情形亦是如此：他是由朝廷任命的，但是却听命于负责朝鲜事务的李鸿章。盛宣怀曾在烟台、天津做道台，这是独立于幕府之外的官职。但是他同时又是轮船招商局的总办，这个职务则是由李鸿章直接任命的。

在清朝前期的幕府制度下，幕友是不能参与幕主衙门之外的事务的，因而他们也不需要官衔。然而，当幕友开始经管轮船公司、统带陆海军和协助进行外交谈判时，他们作为朝廷命官以与有关官员进行平等或接近于平等的往来，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这些官衔应为文职，这也适合交往的需要，但是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并没有为轮船公司和制造局的经营者及淮军的将领等诸如此类的人提供相应的官职，因此，出于需要，李鸿章只得私人聘用这类人，但是他们可以捐官，或经李鸿章推荐由政府授予他们官职，这样，专业人才就被纳入政府官僚序列而“尽入彀中”了，也就达到了把社会变化维持在儒家体制所许可的范围之内这一目的。专业人才们乐于接受这一现实，因为他们仍然相信获得名利要走正统官僚政治这条路。是他们的不合于正统的专业知识而不是传统文化知识使得他们进入官场成为可能，但是，一旦取得这一立足点，他们便成为正统思想的坚定支持者。[81]李鸿章手下的要员，如朱其昂、马建忠、唐景星和李经方，做的都是道台。然而，通常情况下，这一官职或只是“记名”的，或不担负任何实际责任。

由于李鸿章的幕友担负着官职，其中有些担任的是独立于李鸿章幕府之外的职务，因而，在19世纪晚期，幕友的标准变得模糊不清了，由于有保举官吏的权利，因而，李鸿章及其他封疆大吏在究竟是谁在授予官职这一点上得以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个人效忠代替私人聘用成为幕主制度的基础，并且由于其更具有普遍性，这种效忠就使得幕府制度成为中央集权愈益严重的腐蚀剂，因而，“回避法”便愈益陷入中国人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组织政府和社会的恶癖的包围之中。尽管袁世凯赴朝鲜任职是由朝廷任命的，但他效忠的却是李鸿章，而且随着李鸿章个人权力的膨胀，他对李鸿章的忠诚也日益增强。李鸿章则运用他保举官吏的权利回报部下对他的效忠，将他们紧紧团结在李鸿章周围，扩展其权力网的广度及深度，从而，幕府成为地方官僚政治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几乎形成为地方派系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