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5/11页）

李鸿章并不反对给处于困境中的老朋友谋个挂名职务，并且还经常特意为他们寻找差事，这些差事不必他们操心费力，却使他们得以餬口为生。然而，在他自己的幕府里，每一个幕友似乎都是为一定目的而聘用的。李鸿章坚定地相信教育的价值，他所支持、帮助过的文人又反过来支持他的所做所为。在他幕府中供职的文人值得一提的是吴汝纶（1840—1903），这也是为他作传的人。吴汝纶是安徽人，1865年的进士。从1865年到1871年他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从1879年到1889年在直隶署理天津知府，后任知州，他是通过李鸿章的推荐得到这两个职位的。1889年，他要引退，李鸿章予以劝阻，让他主持保定的莲池书院，他遂主持该书院一直到1899年。虽然吴汝纶是以正途出身开始其学者生涯的，但是由于曾、李的影响，他对洋务（Westernization，西化）也产生了兴趣，并于晚年在直隶致力于近代教育。他搜集了一批杰出的学者，研读西方著作的中译本，并在保定建立了一所语言学校，延聘日本和英国教师任教。据估计，吴汝纶在直隶培养了约1200名学生，其中有些人无疑进了李鸿章的幕府。[59]吴汝纶在李鸿章手下能够继续研究学问、授徒施教，但是他也在帮助李鸿章为保全中国而培养人才。

李鸿章为拯救中国这一直接任务而培养他的幕友。在这一过程中，他既延揽正途出身的人，也招致受欧风美雨熏陶过的人。然而，这些人在自强方面共同的兴趣使得他们的思想能够融合在一起，因而也就使李鸿章的幕府成为变革的核心——这种变革不仅根本上影响了幕府制度本身的性质，而且也影响到了清末民初历史的进程。这种逐渐融合和变化的过程可以从两条截然分离的历史事件链（chain of events）和人际关系链（chain of personal rela-tions）中看出来，一方是“外来势力”（“foreign force”，指受过外国教育的一派人。——译者），另一方是“传统势力”（“traditional force”，指传统的正途出身的一派人。——译者），这两股势力最终在李鸿章的幕府中汇合，并在李鸿章死后继续团结前进。

“外来势力”的根柢可追溯到1841年的澳门，当时13岁的容闳通过一个传教士医生的帮助，被录取为马礼逊学堂一年级学生（见上，第三章）。这一年级的另外五个学生中，一个就是Tong Chik，即后来广为人知的唐景星（唐廷枢）。[60]此二幼童均来自澳门附近地区，代表了广东人的一个阶层，这一阶层倾向于学习英语及西学而不是儒家典籍及官僚政治作为进身之阶。在澳门和香港（1842年学校迁至此地）学习六年之后，容闳赴美深造，唐景星则留在中国，先后在香港殖民政府中充当译员、在上海海关任译员和总翻译，1863年成为上海英国公司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and Company）的买办。[61]容闳于1854年回国，最初几个月在籍温习母语。1863年，他受曾国藩委派赴美国为制造局采买机器。1865年春机器运抵上海时，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和苏松太道丁日昌已经在上海建起了一座小型制造局。容闳采买的美国机器和李鸿章的制造局合在一起，遂为江南制造局之肇始，同时也是容闳和丁日昌订交之开端。[62]

与容闳不同，同是广东人的丁日昌（1823—1882）是以正途出身开始其宦海生涯的。然而，由于他与曾、李均有交往，而且他对西方有兴趣、很欣赏，他便在一系列事件中充当了曾、李与“外来势力”之间的重要媒介。丁日昌约20岁中秀才，大概在1862年加入曾国藩的幕府，不久曾国藩派他赴广东办理厘金——大约与此同时，李鸿章之兄李瀚章也被派到那儿。在广东，丁日昌还受托监制军火。1863年，他应李鸿章之请回到江苏，加入李幕，开始从事军火制造。1864年下半年，由于李鸿章推荐，他被任为苏松太道。[63]除了为江南制造局操劳奔波以外，他还于1865年在上海建立了龙门书院。[64]何爵士（Sir Edmund Hornby）在其《自传》一书中描述了他于1865年在丁日昌主持一次考试时参观这个书院的情形：

这并不是一次能使考生获得很高声名的考试，而仅仅是地方性的考试，但是其中仍有值得注意的特色，为此（丁）道台应该受到高度赞扬。考试科目中有外国历史，有地理。几幅彩色教学地图——就像在英国国立学校中可以见到的那些地图一样——挂在墙上，上面用中国字标出主要国家、城镇、河流、山脉，地图的一端是一幅卷轴，上面写着那些文明国家的君主的名字。我希望这种新奇的做法会有良好的结果，但是，虽然道台很乐观自信，他又承认这是对考试科目的革新，既未获得学生们的好感，亦未得到上级地方当局的赞同。[65]

到1867年在曾、李推荐下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时，他与容闳已经是老朋友了。正是根据容闳的建议，一所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馆在江南制造局内建立了起来，他还详细地和丁日昌讨论了派遣中国幼童赴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的想法。[66]由于丁日昌的斡旋，容闳的这一计划引起了曾、李的关注。在他们的赞助下，1871年这一计划被皇帝批准，第一批学生于1872年夏扬帆赴美（见上，第三章）。[67]在这批学生中有唐景星的儿子唐国安和侄子唐绍仪，他们之被选中，是由于唐景星与容闳是老朋友的缘故。[68]

这批学生留美之时，唐景星辞去了他在怡和洋行的职务，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当了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从1873年到1884年，担任这一职务共11年。认识唐景星的西方人都很钦佩他的管理能力和他的忠诚正直，赞赏他的“进步”思想，并希望看到中国采纳西方文明。而另一方面，当1877年李鸿章考虑派他为驻美公使时，却说他的中学根底不深。[69]谈到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唐景星说：“总督是前面拉车的人，而我则是后面推车的人。”[70]

到1870年代中期，那些或通过为外国人充当买办、或曾留学国外、或由于在通商口岸与西方人有交往而受到锻炼并对西方事物产生了兴趣因而成为“外来势力”成员的那些中国人，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领导这个时代。相反，他们不得不依靠和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这些身居高位、热心自强的人的私人关系来贯彻他们的思想主张。他们可以在后面推车，但是领导权却掌握在正途出身的人手中。儒家的非专业性依然是人们所向往的，即使是自强活动家如李鸿章也只是借用各种专业人才来充实他们的幕府，而不是培养专业人才。不过，大堤已经出现裂缝，受过西方教育、影响的各种专业人才与读四书五经出身的非专业人员之间的冲突已经模糊地显露出来，这一冲突将挽救幕府制度于危亡，并将导致前一种势力在20世纪取得胜利。然而，专门知识，不论是关于内政的还是关于洋务外交的，暂时还是为儒家目的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