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第7/8页）

他们风光了还不到半年。事情闹得过头了，就会发生反响。李邦彦、白时中早已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与蔡攸结盟作战。蔡攸本来是王黼的死党，与父亲、兄弟都有不共戴天之仇，如今又不惜和本来的政敌、王黼的死对头李邦彦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蔡京、蔡絛父子。他手里有的是私账，只消选择其中几条，揭发蔡、韩奸隐，就绰乎有余。不久，圣旨下来，蔡絛褫去侍读之职，毁赐出身诰，韩侣黄州安置。连带蔡京也坐不牢首辅的位置。官家一再暗示，要他谢事，他恋栈未忍。官家也就不客气地派童贯、蔡攸两人径往他的府第去取“谢事表”。谢事表就是辞职书，顾名思义，辞职本该自愿，事实上却多出于强迫。童、蔡两人奉派来取谢事表，蔡京把他们看成自己的监斩官，一面置酒招待，一面老泪纵横地诉苦道：“某当国不过数月，不意官家遽令谢事，此必有人进谗所至。官家何不容京再做相数年，必能致天下于太平，此事唯有拜托内相。”

“大难，大难！”童贯故意刁难，摇头道：“此时圣意难回，在下也无能为力。公相如此高龄，在家颐养数年也罢，到了那时，再作进取之计如何？”

“颐养”就是致仕的同义语，这个词，在蔡京听来，好像毒蛇钻心一样，他不禁要为自己辩护：“京如此衰老，本该上表谢事，所以迟迟不忍乞身者，无非因官家深恩厚赐，尚待图报于涓滴，耿耿此心，当为二公所深知。”

蔡京急不择言，童贯在一旁听了，不禁纵声大笑起来。童贯是蔡京的老部下，如今官高爵显，朝廷已内定封他为广阳郡王，“公”他一“公”，也无不可，虽然他在东京人的称谓中是“母”相而不是“公”相。蔡攸是蔡京的嫡亲儿子，即使宦海多变，今天荣枯判然，他们的父子关系却是不容改变的，老子竟然“公”起儿子来，这又是千古未有之奇闻，那就怪不得当时在一旁听到这个奇怪称谓的从官侍姬多人，也莫不匿笑起来，只不过他们还有点顾忌，不敢像童贯这样笑得放肆，笑得不留余地罢了。

蔡京、王黼早已势成水火，两个不断火并，如今两败俱伤，一齐下台。以浪子出名的李邦彦渔翁得利，这一次才真正当上了首辅。他踌躇满志，得意非凡。童贯再次出任河北河东宣抚使后，在前线还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倒是在逼蔡京上谢表一举中立了不朽之功。为了酬庸报功，李邦彦特饬“宣和库式贡司”拨出二十万两匹银绢相赠。二十万两匹毕竟不是小数，手面阔绰的童贯对于这笔意料不到的财香也得好好地考虑它的用途。

到手之初，他就在心里决定，把这笔人情转送给郭药师，以取得他的好感。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官场就是权术和阴谋的大本营（再加上一个实力地位，它的含义就更完整了）。人们要是不能在这些方面玩出一个名堂来，就很难在官场上混日子。上面提到的那几个出类拔萃的大人物都是这方面的好手，但他们中间也有工拙短长之分。蔡京原是这个权贵集团的祖师爷，但几年来连连失手，先后被他的第二代花木瓜王黼、第三代浪子李邦彦击败。童贯摔倒了又爬起来，居然能够从精明的李邦彦手里掏出二十万两匹，那当然是不简单的，但他又不得不乖乖地把这笔重礼转送给郭药师。郭药师欣然接受童贯送来的礼，还准备着更重的礼去送人。看来这个从残辽投降过来的后生小子步他干老子的后尘，正在玩弄更大的阴谋以博取更大的实力地位。他们各显神通，的确表演得有声有色。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这一位自以为十分高明，却受到他们共同愚弄的宣和天子正是这批逐鹿者在一定阶段中争相追逐的目标。只有郭药师心怀大志，他追逐的目标还要更大一些。

6

逐鹿虽然大有人在，国家大政，特别是边防危机却很少有人过问。他们哪一个在台上都是如此。人们清楚地了解，除了面孔不同、姓名籍贯有别以外，他们之间每个人的心术、伎俩、作风等都好像是一块印版上印出来的，谁也没有新的看法，谁也拿不出新的办法。他们本来就是从一根藤子上长出来的窳果烂瓜。

看来在边疆危机上，还是宣和天子本人比他的大臣们多操了一点心。

譬如，从燕山府“惨复”以来，他曾经好几次召见熟悉边疆问题的赵良嗣、马扩，有所咨询，表示他很关心那边发生的情况，态度也好像十分诚恳。他使马扩一度对他产生新的幻想，认为官家在事实教训下，已经下了决心，想把搞得一塌糊涂的局面重新整顿一下，希望的曙光隐隐约约地出现了。

可是官家的决心是十分有限的，他的一切措施仍然凭一时冲动、一时好恶，想到哪里，做到哪里，或者随着事变之来，临时应付一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谈不到有什么通盘计划。至于说他已经痛改前非，准备与民更始，那更是距离事实十万八千里的梦话。

在一次奏对中，马扩奏明了耶律大石在西方的活动，并介绍了耶律大石之为人。官家对此很感兴趣，忽然想出一个点子，要想师“海上之盟”的故智，派人与耶律大石联系，约他双方夹攻金朝。当时耶律大石努力经营天山以西的大片土地，已经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暂时并无回师东向与金人抗衡的可能性。马扩分析了形势，力劝官家不要存在与事实相距太远的幻想。这次官家又没有接受马扩的意见。派去与耶律大石联系的人走不到一半的路程，就连人带书函，一起被金人捕获，引起金人强烈的责问。朝廷当然也可以把责任推向下面，无如国书上印玺历历在目，证据俱在，要完全推卸责任是办不到的。这一件虎头蛇尾的事情，并未得到一点好处，反而为金人造成一个口实。

这一错误又引起另外一件性质恰恰相反的错误。宣和五年冬季，接伴大金贺正旦使王昂以“使事不谨”的罪名被特敕勒停接伴职务。这一次是因为金朝派来的使节对上述事件啧有烦言，状元出身的王昂多少还有点骨气，他出于外交官员的责任感，为朝廷辩护了几句，金使就跑到政事堂大闹起来。这时官家好像被人抓到人证物证的舞弊犯一样，理亏情屈，唯恐再因此开罪了金使，不问情由就撤去王昂的官职，以谢金人。

这两件事，或左或右，或过或不及，都办得不妥当。官家想到就做，做了又要后悔，后悔了并不补过，有时反而以更严重的错误来掩盖以前的错误，以致造成更大的后悔。边境大计，显然经不起他几次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