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Stereotypes 成见（第2/5页）

对于其他人，纳粹世界的贱民（在他们中必然包括吉普赛人和苏联囚犯，无论军人还是平民，在人种上，德国人认为他们并不比犹太人高贵多少），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对他们来说，逃跑是困难并极为危险的。德国人不仅摧毁了他们的意志和道德，还借助饥饿和虐待使他们虚弱。他们当牛做马，却深知在德国人的眼中，他们的价值连牛马都不如。德国人剃光了他们的毛发。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肮脏的囚衣。他们的木鞋使他们不可能迅速、安静地走动。如果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在集中营附近既没有熟人，也没有切实可行的隐藏地点。就算他们是德国人，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严密监视之下，也在目光敏锐的秘密警察的档案之中，而且在他们的同胞中，很少有人敢于冒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为他们提供避难所。

犹太人的遭遇最为特殊（而数量极其庞大），也最为悲惨。即使他们能够设法穿过带刺的铁丝网和电网，避开巡逻队，在警戒塔上配备机枪的哨兵的监视，专为追踪人的气味而训练的军犬，他们又能往哪个方向逃呢？谁又能为他们提供避难所？他们是世界之外，由空气组成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不再有祖国（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公民的身份），也没有家。为了保障“良民”的权益，他们的家已经被德国政府没收充公。除了个别例外，他们不再有家人，即使他们还有活着的亲戚，他们也不知道去哪找他，或者怎么给他写信而不会让警察追踪到他的踪迹。戈培尔（Goebbels）和施特莱歇尔的反犹宣传结出了硕果：大多数德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仇恨犹太人，歧视他们，把他们视为人民的敌人；除了极少数英雄般的例外者，其他人都出于对盖世太保的畏惧而放弃了向犹太人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任何人如果敢于收容犹太人，或者简单地帮助一名犹太人，都要承担遭受恐怖惩罚的风险。整个希特勒统治时期，只有几千名犹太人在德国占领区幸存下来。仅这个数字就说明了问题。这些犹太人躲藏在修道院、地下室或阁楼上，由勇敢而富有同情心的市民提供帮助，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市民具有足够的智慧，多年都严格地谨慎处事。

而且，在所有的集中营里，哪怕一名囚犯的成功逃脱也被视为所有执勤人员最严重的过失，从担任集中营职务的囚犯到集中营指挥官，都有被撤职的危险。在纳粹的逻辑里，这是一个无法容忍的事件：一个奴隶的逃跑，特别是一个属于“劣等生物价值”种族的奴隶，这似乎带着象征意义的价值，代表着一个必然失败的人的胜利，一个神话的破灭。而且，从更现实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客观上的毁灭，因为每个囚犯都目睹了不允许世界了解的罪行。结果，如果一名囚犯在点名时缺席，或者没有答到（这种情况并不非常少见，往往只是因为报数时的小错误，或者一名囚犯因过于疲劳而昏倒），世界末日就来到了。整个集中营进入警戒状态。除了执勤的党卫军，盖世太保的巡逻队也会介入，搜察集中营的工地、农场、所属房屋。集中营指挥官任意发布紧急措施。逃亡者的同国籍囚犯、已知的朋友、上下铺的狱友都会经受严刑拷打，然后处死。事实上，由于逃跑计划难以实施，所以逃亡者不可能没有同谋，也不可能没人注意到他的准备工作。与他同营房的囚犯，或者当时在集中营里的所有囚犯，都要求站在操场上清楚地报数，没有时间限制，甚至长达数天，有时下着雨或雪，或者头顶烈日，直到找到逃亡者，无论是死是活。如果他被找到并活捉，那么他不可避免将被当众绞死。但在绞刑前会有一个仪式。每次仪式的内容各异，但都是闻所未闻的残暴，党卫军那富有想象力的残忍肆意横行的时刻。

为了举例说明实施一次逃跑是多么令人绝望，但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在这里，我要向你们讲述玛拉·齐迈特博姆（Mala Zimetbaum）的英勇事迹。事实上，我很愿意这份记忆能够留存下去。好几个人向我讲述了玛拉从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女犯营越狱的事迹，其中的细节相互一致。玛拉是一个年轻的波兰犹太姑娘，在比利时被捕，流利地掌握多种语言，所以在比尔克瑙集中营担任翻译和通讯员职务，并因此享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她慷慨而勇敢，在集中营里帮助过许多狱友，广受人们的爱戴。1944年，她决定和一名叫爱德克（Edek）的波兰政治犯一起逃跑。她不仅想重新获得自由，还计划带走比尔克瑙集中营天天发生的大屠杀的有关文件。他们能够买通一名党卫军，设法拿到了两套制服。在伪装的掩护下，他们逃离了集中营，一直逃到了斯洛伐克边境。但在边境上，海关官员截住了他们，怀疑他们是逃兵，并把他们交给了警察。警察立刻认出他们，把他们谴送回比尔克瑙。爱德克被立刻绞死。按照集中营严格的程序，党卫军要宣读他的判断书。但爱德克拒绝等到那个时候，他把头伸进绳圈，蹬开了脚下的凳子。

玛拉也决心迎接她的死亡。在她关在地下室里等待讯问的时候，一名狱友有机会靠近她，问：“你还好吗，玛拉？”她回答：“我总是挺好的。”她设法在身上藏了一枚剃刀刀片。在绞刑架下，她切开了自己手腕上的动脉。负责绞杀她的党卫军试图从她手里夺下刀片。而玛拉，在集中营所有女犯的眼前，用她沾满鲜血的手打了他一记耳光。被激怒的其他看守立刻跑过来。一个囚犯，一个犹太人，一个女人，居然胆敢蔑视他们！他们践踏她的身躯，直到她失去知觉。她很幸运，在载她驶向焚尸炉的大车上，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并非“无用的暴力”。它有着它的作用：它有效地粉碎了所有敢于逃跑的想法。一般只有新来的囚犯才会想到逃跑，而没有意识到这些经过改良和考验的技术；在老囚犯中极少有人想到逃跑。事实上，由于害怕纳粹对逃跑同谋者的血腥报复（正如之前我所说的），在逃跑的准备阶段，往往就会被“灰色地带”或第三方告发。

我不禁微笑着回想起几年前在五年级教室里进行的一场“冒险”。我被邀请围绕我的书作一篇简短的报告，并回答学生们的问题。一个目光中带着一丝警惕的小男孩，显然是班级的班长，向我提出了那个必然的问题：“那你们怎么不逃跑？”我简单地向他解释我在这里写出的原因。他并不完全相信我的话，要求我在黑板上画出集中营的平面图，并指出哨塔、大门、铁丝网和发电站的位置。在三十双热切的眼睛下，我尽自己最大努力画出了平面图。我的对话者对平面图研究了一会儿，又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制定好了逃跑的计划：晚上，在这儿，割断那名哨兵的喉咙；然后，穿上他的衣服；之后，马上跑到发电站，切断电源，这样探照灯就会熄灭而高压电网也会失去作用；然后，我就能毫无困难地逃出集中营。他严肃地补充一句：“如果你再被关进集中营，就像我告诉你的这么办。你会看到你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