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Stereotypes 成见（第3/5页）

在一定程度上，这件小事相当有力地说明了在集中营所发生的现实和似是而非的书籍、电影和神话故事所灌输的流行印象之间已经存在并逐年扩大的差距。我希望能建立起一座无形的大坝，挡住这种致命而不幸的趋势——简化历史、刻板成见。然而，我同时想指出：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对近代的历史性悲剧的认识；它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在一定程度上，它说明了当我们在时间、空间和实质上距离他人的经验越遥远，就越难以认识甚至无法认识他人的经验。我们倾向于在吸收这些经验的同时，把它们与我们自身“相关的”经验联系在一起。似乎在奥斯维辛的饥饿就像我们平时错过一顿晚饭。似乎从特雷布林卡逃跑，就像逃出任何一所普通监狱。在这种日益扩大的历史断层中，我们已经距离我们所审视的历史事实愈来愈遥远。而建立历史断层的桥梁，则是每个历史学者的责任。

同样经常被问到，但有着更强烈指责意味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不反抗？”，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在数量上存在差异，但在本质上是类似的，它也是基于一种刻板的成见。我最好分两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说集中营里没有反抗并不正确。在特雷布林卡、索比堡和比尔克瑙的反抗被人们传诵，具有大量的细节；在其他小型集中营里也发生了一些反抗运动。这些具有大无畏精神的英勇事迹值得我们最深刻的尊敬。但如果胜利意味着整个集中营的解放，这些反抗中没有一个取得胜利。追求这样一个目标是毫无意义的，守备部队充分的武力条件足以在几分钟之内镇压这些手无寸铁的反抗者。他们的反抗目标是损坏或摧毁用于屠杀的设施，并允许抵抗组织的少数核心力量能够逃出集中营。有时，一些抵抗活动（比如，在特雷布林卡，哪怕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取得了成功。然而，人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大规模越狱——这是一种疯狂的举动。为行动蹒跚、身体虚弱的数千名囚犯，为那些不知道（在敌人的国土上）去何处寻找避难所的人们，打开集中营的大门，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用呢？

尽管如此，集中营里仍然组织过一些起义。少数仍然具备足够体力的囚犯，凭借着坚定的信心、难以置信的勇气和智力完成了这些起义的准备工作。这些起义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不仅遭受了巨大的牺牲，还让集中营全体囚犯遭受纳粹的血腥报复。但这些起义仍然证明了“德国集中营内的囚犯们从来不试图抵抗”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在反抗的同时，他们还有另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自由世界注意到发生在集中营里可怕的大屠杀。事实上，极少数人的反抗事业取得了成功。人们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能够接触到新闻机构，说出他们所掌握的事实。然而，正如我在本书《序言》中提到的，几乎没有人倾听或者相信他们的话。坏消息总是难以传播。

其次，就像监禁和逃跑，压迫与反抗的联系也形成了一种刻板的成见——压迫必然导致反抗。我并不是说这种说法总是错误的，我是说这种说法并非总是正确的。革命的历史，也就是说，来自社会底层的“多数被压迫者”对少数掌权者的反抗或斗争，就像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而且同样多变而富有悲剧性。一些革命取得了胜利，而更多却走向了失败，还有数不清的革命在一开始就遭受了镇压，过早夭折而没有在历史中留下任何痕迹。这其中有很多重要的变量：革命者与被挑战的当局的人数、军事力量和理想主张的对比、双方的内部团结或分裂、一方或另一方获得的外部支持、领导者的能力、政治魅力和恶魔般的精力，以及运气。然而，在各个起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受压迫的人们从未能站在反抗的前列。事实上，革命都是由勇敢、明智的领袖来领导。慷慨大度的（或者也许是野心勃勃的）领袖人物投身于斗争之中，哪怕他们原本有着安全、平静，甚至享有特权的生活。奴隶打破自己沉重的枷锁——这一纪念碑所不断表现的形象是浮华而不现实的，实际上，奴隶的枷锁是由其他人打破的。而这些人之所以有能力打破枷锁，是因为他们的枷锁更松、更轻。

这个事实并不奇怪。一个领袖必须具备强大的能力：他必须拥有体力和精神力量。而压迫，如果达到一定的严酷程度，既能破坏人的体力，也能损害人的精神力量。愤怒和民怨是所有真正革命的驱动力量。（澄清一点，我指的是底层受压迫者的革命，而不是指政变或“宫廷革命”）。而要激起愤怒和民怨，压迫必须是具体存在的，但它一定处于较弱的严酷程度，或者被无效地实施。

在集中营里，压迫是极端严酷的，并由于德国人著名的高效（如果在其他领域，是值得褒奖的）而得以实施。能代表集中营大多数人情况的、典型的囚犯，是在一种精疲力竭的状态下：饥饿、虚弱、浑身酸痛（特别是双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动迟缓”的人——这并非一个无足轻重的细节！），并因此普遍情绪低落。他是一个被摧残的人。正如马克思知道的，在真实的世界中，革命并不是由这些人完成的。只有在文化和电影的浮华辞藻中，才会出现这样的革命。所有的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以及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微不足道的革命，都是由那些非常了解压迫却并非切身之痛的人所领导。我之前提到的比尔克瑙的起义，是由负责焚尸炉的特遣队发起的，这些人绝望而且愤怒，但他们有着充足的饮食、衣物和鞋子。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暴发的起义是值得我们最真挚的钦佩的事业。它是欧洲人民第一次“反抗”纳粹的残暴，唯一毫无胜利希望和获救可能而发动的起义。但它是政治精英们的杰作。为了储备力量，他们理所当然地保留了许多基本权利。

现在我来回答第三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事先”逃走？在边境被关闭之前？在笼子“啪”的一声关闭之前？在此，我同样必须指出，的确有很多被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人“事先”离开了。他们是政治流亡者，或者德意两国政府不喜欢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的姓名，有些没有名气，有些德高望重，如陶里亚蒂（Togliatti）、奈尼（Nenni）、萨拉加特（Saragat）、萨维米尼（Salvemini）、费米（Fermi）、埃米利奥·塞格雷（Emilio Segré）、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阿尔纳多·莫米利亚诺（Amaldo Momigliano）、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和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布莱希特（Brecht），还有其他许多人。战后，他们并没有都回到欧洲。这是欧洲不可救药的一次大出血。他们的移民（去英国、美国、南美、苏联，还有比利时、荷兰、法国，但几年后在这些地方，他们再一次落入纳粹的魔掌。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对未来是盲目的）并不是逃亡，而是自然地加入潜在的或真实的盟友，进入一个他们能够重新开展斗争或创造性活动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