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10/16页）

接着在南亚出现的新情况对即将开始的苏美对话提出了最为严峻的考验。1971年11月，就在苏联刚刚与印度签署了《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三个月之后，巴基斯坦与印度爆发了战争。苏联领导层遵照条约的规定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后来回忆说，那样做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是为了平衡尼克松与中国的建交。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完全出乎两个超级大国领导层的意料。有条约和武器物资撑腰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批准印军入侵当时还属于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以援助该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此后巴基斯坦人又袭击了印度的机场。尽管巴基斯坦军队很快便输掉了东部的战争，但战火仍有可能蔓延到克什米尔，那是两国间主要的争议地区。

印巴战争让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情绪简直要失控了；他们将其视为苏联的阴谋，目的是破坏美国三角外交的整个计划，特别是美国利用中国（及其盟友巴基斯坦）牵制苏联的企图。他们要求勃列日涅夫保证印度不会进攻西巴基斯坦。尼克松似乎准备把将要在莫斯科举行的峰会与苏联人在这件事上的表现联系在一起。他还把美国海军派往孟加拉湾。包括多勃雷宁在内的苏联人不明白白宫为什么要支持巴基斯坦而反对印度，因为他们相信，战争是巴基斯坦挑起的。勃列日涅夫起初也莫名其妙，但很快就勃然大怒。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甚至提出，要把原子弹的秘密交给印度。幕僚们竭力打消他的这个想法。几年后，当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向勃列日涅夫提起此事的时候，他还是余怒未消，对美国人的行为极为不满。

但是峰会的最大障碍仍然是越南战争。1972年春，河内在越南南方发动了新的攻势，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甚至都没想到要与莫斯科商量一下。4月，美国空军恢复了对北越的轰炸，并误炸了四艘苏联商船，造成几名水手身亡。5月初，尼克松下令对河内实施更为野蛮的轰炸并在海防港布雷。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以及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都认为，由于轰炸及其给苏联造成的人员伤亡，应该取消与尼克松的峰会。勃列日涅夫动摇了。他的助手回忆说，华盛顿的挑衅让他“感到震惊和愤怒”。尼克松是想维护自己在美国公众眼中的威望，但这跟勃列日涅夫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觉得，苏美会晤这件让他投入了那么多精力和时间的事情，现在成了一场赌博，而且[尼克松]是在把他往绝路上逼。”

但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对于峰会的兴趣还是让他控制住了情绪，而且他还恳请自己的同事保持克制。要让河内的军事行动半道上停下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就尽力在基辛格与河内的代表之间斡旋。他们还很快达成一致：基辛格秘密访问莫斯科，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于4月21～22日访问了莫斯科。基辛格非但没有在越南问题上向这位苏联领导人施压[这是尼克松要求他那样做的]，而且还尽力与勃列日涅夫建立起友好关系。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基辛格也抱着妥协的态度：在“苏美关系基本原则”的内容上，他向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做出了让步。正如勃列日涅夫的对外政策助理所概括的那样，“这份文件相当于承认了苏方多年来一直坚持和争取的那些最为重要的原则”。对于总书记来说，最重要的是承认“平等”是苏美缓和的基础。

现已解密的勃列日涅夫与基辛格的会谈记录显示，这位总书记作为谈判者来说是一流的。他自信、快乐、精力充沛，身着配有金色表链的很有格调的深蓝色西服，风度与气质不输于他那位作为前哈佛教授的伙伴。当时，勃列日涅夫的体型还保持得很好。他发挥自己的魅力，迅速进入会谈的各种话题，抛开预先准备的稿子，轻松自如地应对基辛格提出的问题。总书记对自己的客人尽情施展自己的幽默感，而美国人也投桃报李。他还想知道，美国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越南。“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打了七年，”他提醒基辛格说，“那简直是白费时间和力气。你们面临的情况也一样。”他还告诉尼克松的那位多疑的顾问：“对于尼克松总统结束战争的想法，我肯定是支持的。那是我们大家最终的目标。苏联肯定没有私心。我们一点也没有为自己谋求过什么好处。”不过，勃列日涅夫显然想从越南问题转移到“全面缓和”的其他议题上。他告诉基辛格：“目前的这些讨论代表着未来的一个重要进程的开端，代表着建立互信的开始。”应该本着“他们所肩负的高尚使命”，采取“其他善意的举措，以巩固苏美间的良好关系”。

勃列日涅夫个人的外交活动是在异常有利的条件下开始的。自“伟大的同盟”时代以来，从来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如此努力地想要赢得苏联人的信任，并让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可以有那么多接近白宫的机会。尼克松和基辛格出于各自的原因，没有把他们的战略意图告诉国务院和政府的其他部门，以及实际上美国的整个权势集团。基辛格先是把多勃雷宁后来又把勃列日涅夫当作自己的知己，抱怨华盛顿的“拜占庭式的官僚体制”和尼克松的“独特的风格”。有几次，基辛格是在绝密的位于白宫西厢的战情室单独接待多勃雷宁的。勃列日涅夫就像其助手所回忆的那样，对于基辛格一再恳求他要把会谈的某些方面的内容作为他们的私人秘密不要公开感到“非常开心”。同时，他对于这样一种排他性的关系也禁不住有些自得。

但是，基辛格的使命虽然成功了，却并未能够驱散由于越南问题而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政治局的意见依然不统一，有些委员强烈要求撤销尼克松访问莫斯科的邀请，坚定地与河内团结在一起，以重树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威望。怀疑派为首的是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他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也是“国家元首”。其背景与文化水平跟勃列日涅夫非常相似，但他缺少他朋友的魅力和灵活性。波德戈尔内一直在用一种嫉妒的目光关注着勃列日涅夫在对外政策上的积极行动，并从1971年起就想插手外交事务。有勃列日涅夫撑腰的葛罗米柯，坚决挫败了他的那些侵犯别人地盘的企图。但在1972年4～5月，波德戈尔内感觉到自己在外交事务上公开表态的机会来了。他的潜在盟友是乌克兰党的领导人彼得·谢列斯特，一个对“以阶级为基础的”对外政策怀有虔诚信仰的人，也是一个暗中批评勃列日涅夫领导能力的人。谢列斯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在外交事务上的成功完全取决于我们国内的实力，取决于人民对我们的信赖，取决于我们完成自己计划与承诺的程度。”在他看来，缓和充满了风险。最糟糕的是，勃列日涅夫的盟友和朋友都出现了动摇：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明确反对邀请尼克松访问莫斯科，而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这位在国家政策的意识形态纯洁性问题上的最高法官，对于即将到来的峰会令人生疑地不置可否？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真正的危险”在于，容易挑动人们情绪的、关于是不是要与越南同舟共济的争论，“可能会在公众和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中引起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