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11/16页）

对于自己建立共识的方式充满信心的勃列日涅夫，在等待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为举行峰会的想法辩护。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发言支持该想法的竟然是柯西金。他和葛罗米柯都表示，取消峰会可能会使当时正在波恩等待批准的与西德的《莫斯科条约》节外生枝，而且可能会使与基辛格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上达成的各项协议被无限期地搁置，而正是那些协议构成了美苏战略均势的框架。决定性的理由是，不能由北越人左右苏美关系。这一次，国家利益战胜了意识形态的激情。

这段时间，苏联人正在大力提高对西方技术的购买力度，而且启动了几个项目，推动化工业和汽车业的现代化。他们正在建造两个巨型的汽车制造厂，一个制造轿车（在陶里亚蒂），另一个制造卡车（卡马河制造厂）。柯西金支持缓和，这反映了在苏联工业部门的领导者当中的一种广泛的期待，即欧洲的缓和以及美苏之间的峰会将会重新打开获取西方经济、金融和技术资源的通道。切尔尼亚耶夫在其日记中记录的4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说明。柯西金的副手并长期担任石油部部长的尼古拉·巴伊巴科夫和对外贸易部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Nikolai Patolichev），就与美国的各项经贸协议问题提交了协议草案。波德戈尔内强烈反对与美国人合作修建乌拉尔以东的两个永久冻土区——秋明（Tyumen）与雅库特（Yakutia）之间的石油天然气管道。难道没有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苏联人就不能开发西伯利亚了吗？勃列日涅夫请巴伊巴科夫发言。他“不慌不忙地接过麦克风，几乎毫不掩饰自己脸上揶揄的表情”。他用事实和数字证明了达成协议的种种好处。“如果我们反对达成协议，”巴伊巴科夫继续说，“我们至少会有三十多年无法获取[雅库特的]石油储藏。从技术上来说，我们可以铺设天然气管道。但我们缺少制造管道的金属、机器和设备。”最后，政治局投票通过了这些草案。

要消除军方的阻力，总书记必须得拿出他的全部影响力才行。到4月中旬，由于国防部的阻挠，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首席谈判代表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不得不向勃列日涅夫求助。在1972年5月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放弃了他一贯的谨慎，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据一位在场的人说，他当时问格列奇科：“如果我们不做出让步，核军备竞赛就会加剧。你能不能给我这个武装力量总司令一个确定的保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占到美国的上风，而且实力对比会变得对我们更为有利？”当格列奇科含含糊糊地做出否定的回答时，勃列日涅夫就下了结论：“那有什么不对呢？我们为什么要继续让我们的经济不堪重负并增加军费的开支呢？”军方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放弃了反对军备协议的意见。在莫斯科峰会期间，军工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斯米尔诺夫（Leonid Smirnov）在寻求与美国代表团达成折中的解决方案上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格列奇科不得不与他们保持一致，但是他反对与美国人通过谈判达成妥协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勃列日涅夫还决定召开一次秘密的中央全会，呼吁人们支持他与尼克松会晤的决定。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全会之前和全会期间的那几天——距离尼克松访问不到一周——也许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以来最紧张的时候。加剧了这种紧张状况的是，波恩会不会批准《莫斯科条约》还不一定。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和一群笔杆子在那里忙碌着——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气氛”。“在那些日子，列昂尼德·伊里奇神情十分紧张，一会儿进，一会儿出，并且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个人在情感上的投入以及他的不安全感和脆弱感还是让人深有感触。当然了，这就是最典型的勃列日涅夫。基辛格第一次与勃列日涅夫秘密会晤时就注意到他，“心神不宁，非常令人同情”，“既心存戒备又很脆弱，与那种过于自信的个人风格稍稍有点不协调。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两人的个性倒有相似之处”。

幸运女神再次对勃列日涅夫露出了微笑。在这次的全会上，柯西金、葛罗米柯、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都坚决支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这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是个重大的胜利。他现在可以安心地承担起一个国务活动家的职责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后院了。当尼克松5月22日来到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出人意料地迅速把他带进自己的办公室（曾经是斯大林住的地方）进行私下的交谈，并把波德戈尔内、柯西金还有基辛格都挡在外面，这让他们非常生气。此次会晤唯一健在的见证人、苏方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认为，它是勃列日涅夫本人致力于苏美缓和的重大时刻。在交谈中，勃列日涅夫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苏能否就不对对方使用核武器达成协议。在他看来，这份反核协议可以成为世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该建议反映了勃列日涅夫在战略眼光和洞察力上的限度。他把冷战的本质归结为美苏间彼此对于核战争的恐惧。他还相信，如果在领导人之间达成协议，就足以驱散这种恐惧。但勃列日涅夫的建议也显示出他对缓和所抱有的那种信念的力量。正如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所声称的，该想法并非来自葛罗米柯的报告，而是发自这位总书记的内心。

会晤的关键部分是勃列日涅夫建议建立私人关系，并与美国总统进行特殊的私人通信。尼克松做出了热情的回应，并且还提醒勃列日涅夫说，二战时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就建立过特殊的关系。对勃列日涅夫而言，这样做是背着政治局的。感受要比实质更有意义，这一点在人类事务中永远是真理，在勃列日涅夫那里尤其如此。两年后，埃夫里尔·哈里曼记录下了总书记说的这样一番话：“也许大部分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1972年与尼克松总统会晤的最初那些时刻的重要意义，它们其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总统曾经说，‘我知道，你忠实于你们的体制，而我们也忠实于我们的体制。所以就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不考虑体制上的差异来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勃列日涅夫说他已经向总统伸出了自己的友谊之手并且在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和两国都赞成和平共处上达成了一致。在此基础上还达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