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9/18页）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战略防御计划”。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视察搞研发的实验室并与主要的科学家们商讨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可行的“反制措施”。在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下，新任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详细审查了叶夫根尼·韦利霍夫主持的专家委员会三年前得出的结论，以找到对“战略防御计划”的“不对称的反击”。苏联专家的意见是，这样的反击即使再增加十倍的开支也不是一个全面的方案。这位总书记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新安全观与自己纠结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相矛盾呢？有时他近乎如此。1986年3月底，针对里根那个“危险的计划”，戈尔巴乔夫开始在自己的幕僚圈子中说：“也许我们不该再害怕‘战略防御计划’了！[里根政府]实际上就希望苏联从心理、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害怕‘战略防御计划’。所以他们才向我们施压，让我们疲于应付。可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个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个责任问题，因为后果是无法预测的。

要克服他内心的矛盾，戈尔巴乔夫需要更多的帮助，而两个戏剧性的事件恰好提供了这种帮助。

切尔诺贝利和雷克雅未克

1986年4月26日凌晨1：30，一声巨大的爆炸摧毁了切尔诺贝利的四号核反应堆。爆炸引发了仅次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最为严重的人为核灾难。乌克兰的这次突然的灾难使得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领导层不得不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安全事务。起初，苏联领导层和苏联军工综合体的多数人都本能地选择捂盖子，对事故轻描淡写，想在世人面前蒙混过关，就像大韩航空007号航班悲剧发生后那样。可就在这时，谎言被戳穿了；事故造成的核辐射使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苏联社会也从无线电广播中得到了消息。恐慌像潮水一般蔓延开来，并从乌克兰很快传到莫斯科。在贻误了数天之后，苏联当局从辐射严重的地区疏散了十万人。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在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核辐射中，有8000人死亡，435000人的健康和幸福受到影响，而且后者的人数还在增加。

政治局有三个月的时间都是把精力放在切尔诺贝利这场大灾难上。它彻底动摇了僵化的官僚体系和军国主义化的旧心态。被这场国际丑闻弄得灰头土脸的戈尔巴乔夫，对死板的官僚体系非常愤怒，决定先拿军工综合体开刀。作为苏维埃体制中最隐秘、最难以渗透的部分，它的核计划成了人们猛烈批评的目标，其罗曼蒂克的英雄形象也无可挽回地黯淡下去。军事科学家和军队指挥部门的地位也受到动摇。苏联武装力量第一次以那么大的规模参与营救和消除核污染的行动。对于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来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让人想起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但是，这次灾难的教训不是要提高警惕，加强军事建设，而是说明有关在核战争中“取胜”的军事原则是个空架子。而且它还让军队指挥部门明白，在到处都是原子能反应堆的欧洲，哪怕是发动有限的核战争也会造成多么大的灾难。阿赫罗梅耶夫回忆说，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核危险对我国人民来说，就不再抽象了。它变成了可以触摸的现实”。

切尔诺贝利事件要比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其他任何单个事件对苏联政治领导层的影响都要大。“我们知道了核战争可能是个什么样子。”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说。当然，相比于前些年美国的施压和扩军，这场灾难对于苏联官方心态的彻底改变作用要大得多。灾难要求结束仇外的心态和对保密的执迷，并重新评估核时代的安全政策。事故后不到一年，苏联的对外政策，在控制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谈判的方式以及军事原则都有了根本的改变。切尔诺贝利事件还迫使政治局引入公开性，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而这种做法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在这个国家中绝迹了。在灾难发生几周后，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同事们说：“我们的工作现在对全体人民、对全世界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利益可以强迫我们掩盖真相。”

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政治局同事们建议说，苏联应该提出更好、更大胆的裁军倡议，停止军备竞赛。1986年5月底，这位总书记前所未有地出现在了外交部，并对一大群外交人员发表了讲话。戈尔巴乔夫告诉他们，里根政府企图把苏联困在一场会把人拖得精疲力竭的军备竞赛中。他最后说，苏联的对外政策必须缓解军费开支的压力，必须尽其所能减轻国防开支的压力。外交人员还被告知，要消除莫洛托夫和葛罗米柯在任期间曾经流行的缺乏个人思考和主动精神的官僚主义心态。戈尔巴乔夫批评苏联以前的外交是“无谓的固执”。苏联的外交不应该去为冷战挖堑壕，等待华盛顿出现一个更愿意和解的领导，而是必须对里根政府主动出击，用种种和平倡议包围它，借助它自身的西欧盟友去影响它。

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对外政策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果是，就常规武器控制与核查问题在斯德哥尔摩取得了突破。由于苏方拒绝接受美国人提出的现场检查的建议，这些谈判已经持续了多年。总参谋部对北约有可能进行的检查十分恐慌，因为那样一来，苏军中的许多波将金村庄就会暴露。在政治局会议上，阿赫罗梅耶夫对苏联参加斯德哥尔摩谈判的首席代表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提出质疑。不过，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后，遮遮掩掩行不通了。反倒是阿赫罗梅耶夫本人，必须按照政治局的指示到斯德哥尔摩宣布苏联接受现场检查。本身的地位已因切尔诺贝利事件而大为动摇的元帅只好照办；几天后，条约签订。

总书记本人此时已对国际关系进行了研究，阅读了包括“帕尔梅委员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士在内的有关裁军及“共同安全”的著作。他还读了1955年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和科学家反对核战争的“帕格沃什运动”的著作。由新思想武装起来的戈尔巴乔夫然后就向美国那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盟友发出呼吁，倡导一种新的安全哲学。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西班牙首相菲利普·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和加拿大总理皮埃尔·艾略特·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都表达了对“新思维”的同情和对美国领导层的极端不满。在1986年7月会见法国总统时，这位苏联领导人抨击里根以及“那些扶他上台的势力和团体”搞“战略防御计划”，不理解人类的新的安全需要。密特朗承认，“军工综合体也许在向美国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不过，他也说，“应该记住，里根虽然受到自己周围人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常识感和直觉的”。他提醒戈尔巴乔夫不要把美国的政局看得一成不变：“形势是会变化的。”考虑到戈尔巴乔夫真心实意的安全关切，他还很贴心地在苏美之间充当了中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