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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泛滥与恐慌(第8/13页)

与此同时,在南部两百五十英里远的地方有一小撮名字不断出现,它们代表了麦德林的复仇女神“卡利”的基石。海尔姆.“派考”.海瑞拉,何赛.圣塔.克鲁斯.伦多诺和一个名叫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的家族都出现在名单上。

然而,最出名的那个名字,却不在上面。究竟是因为他当时还不够厉害,不足以被包括在“禁药取缔机构”的打击名单上,还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注意到他,现在都无法得知了。他就是那个令所有的毒贩子黯然失色,也许还是空前绝后最为成功的罪犯的麦德林人:帕布罗.埃斯科巴.加维里亚。

帕布罗.埃斯科巴.加维里亚比较权威的传记还没有写出来,因此我们了解的有关他早年情况的信息多半都不足为信。他于1950年出生在麦德林的一个名叫恩维加多的郊区,十六岁就辍了学,开始了时不时干点违法的小勾当。据说他一开始就同死亡沾上了边:他的第一桩生意是盗窃墓碑,把上面的铭文磨掉后再卖掉赚钱。这个故事也许是杜撰的,但却得以永久地流传下去,因为这就是那类理应属实的故事:他属于哪种人,这个故事揭示得最充分。可能性更大的是他直接参与到街头犯罪中去:行凶抢劫,偷车,同他的英雄艾尔.卡邦一样收取保护费。他从这里开始转行到绑架(这是哥伦比亚的民族行业,后来成为他的一项狂热的爱好)和可卡因上来。埃斯科巴是个彻头彻尾的贪婪的资本家。为了钱他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1974年九月,他因为盗窃一辆雷诺车入狱,人们自此发现他当时可能不是仅仅是个小偷。他几个月后就被释放了,有关这次逮捕的所有的记录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仅有的两个证人一个被枪杀,另一个被人用铁棍打死了,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这个人远远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普通的恶棍。

仅仅在十八个月后,他再次被警方抓住,这次是因为他身上带有39公斤的纯可卡因。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一种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法官受到死亡威胁。公共安全部的负责人受到死亡威胁。逮捕他的两个警察被谋杀了。他们部门的头被谋杀。签署埃斯科巴逮捕令的法官被谋杀。对这次逮捕进行报道的记者八年后被谋杀。他任编辑的这家报纸被炸掉。帕布罗.埃斯科巴只不过刚刚起步而已。

然而直到此时,他还是没有出现在禁药取缔机构的雷达上。总之,他们有更加紧迫的问题要处理。例如,尽管采取了行动逮捕了一些人,为什么他们对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交易没有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呢?赖特回忆当时他们系统的运作方式:

在第一年的时候,我的部门同哥伦比亚公共安全部干得还不错。我们立案,这里那里逮捕人犯,组织漂亮的查获行动——我说的是查获大宗可卡因——我觉得“这真是棒极了!”接着两年后等到该审理这些案子的时候,我们发现主要的犯人都已经释放了……等到案子上法庭的时候,他们会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即便被抓获的时候他们双手捧着毒品。

人们清楚的认识到哥伦比亚当局遭到腐蚀的程度是在1975年,当时禁药取缔机构跟踪调查一起数额巨大的可卡因交易,在突然检查的时候发现自己陷入了枪战之中——对方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公共安全部的同事。当年十一月,他们再次被震惊。他们从在卡利查获的一起600公斤的案子中不但发现通过这个城市的运量如此之大,而且发现像这样的查获行动竟然会在毒贩子中间产生如此强烈的愤怒:突袭之后的那个周末,光是在麦德林就有40个人被毒贩子出于报复而杀害。这些家伙赚的钱同美国的毒贩子赚的钱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上。赖特回忆起七十年代中期发生的一件令他大开眼界的事件:

有这样一个案子,警察对麦德林的毒贩子进行窃听,他们的一个送信的带着一百万美元——或是九十几万——的现金突然跑了。窃听到的对话是这样的,“噢,哎哟!该死!”仅此而已。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起了别的。

在赖特和他的同事(当时全国大约有五六个人)看来,解决办法很明显:如果要真正遏制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交易,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和人员。可卡因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不幸的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刚好与之相反。

到1975年的时候,美国所有的高中高年纪学生中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人承认自己在上个月吸过大麻烟(其中百分之六的人天天吸!)这时人们清楚地发现,把钱扔进禁毒战中更本不见任何成效。就连像《消费者联合》这样的保守阵营也开始支持麻醉剂,1972年的时候该杂志发表文章说,“大麻不会离开。任何能想得到的执法计划都无法限制人们得到它。”基于这个观点之上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哥伦比亚之外的许多禁药取缔机构官员都这么认为——即大麻和可卡因无论如何都不值得人们担心。警力资源应该放在海洛因上;其他所有东西都是“小儿科”。至少北美有一个警察局长干脆不允许他的人在可卡因案子上花费时间或是资源。这东西又不危险,它又不要命。为什么要禁止它?

医学界的观点似乎支持他们的看法。哈佛大学的讲师莱斯特.格瑞斯普和詹姆斯.巴卡拉(至今健在——真是一段绝妙的历史)编写了一本名叫《可卡因,一种麻醉剂及其社会进化》的教科书,书中认为“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或是小剂量饮用,就像弗洛伊德那样)一般不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不会比易怒,紧张,失眠,药劲下去后出现的偶尔的精神压抑和疲劳更严重。从生理上看,最常见的问题是鼻炎。”直到1980年还有人引用格瑞斯普的话,大致意思是“使用可卡因一个星期不超过两到三次,就不会造成严重问题”。同样,也有人引用(其实引用错了)耶鲁大学的首席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拜克博士——他曾经编辑过弗洛伊德有关可卡因的论文——在《科学的美国人》中的话,说可卡因的危害同“薯片”差不多。后来还有人广泛地引证他的话,大致意思是说可卡因还没有鸡汤害处大,因为“你可以淹死在鸡汤里”。《花花公子》在1975年宣布说: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报告,1969年酒精夺去了15,326个人的生命,海洛因害死了454人,可卡因一个也没有……能找到的最好的证据便是,适量使用的情况下,可卡因是一种温和的药物,同安非他明类药物的作用相似,却没有那些药带来的比较严重的副作用……过去曾经有可卡因“上瘾”的报道……现在没有这方面的报道。